卿丰：紫禁城的调子

   路透社中国分社摄影记者李江松的新闻摄影作品十分精彩，不过人们可能没有留意过，在他的新闻摄影之外，他还有更为独特的作品，有另一份心境。

　　紫禁城有它的调子。这个调子是从时间的长度与历史的深度，蕴酿出来的。

　　过去的北京，有过许多雄纠纠的名字，有近3000年的建城史与800多年的建都史，元之后，它一直就是中国的帝都之城。这个帝都之城最为魅惑的地方，就是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的紫禁城，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在很长的时间内，紫禁城的调子是这样的：四方青砖的地面是青幽幽的，汉白玉雕的台阶是白润润的，琉璃瓦的屋顶是黄澄澄的。而高耸入云的城墙和向远处延伸的护城河，朱红映着碧绿，美而安详。

　　过去的紫禁城有比今天更为雄浑的调子。在它的外围，那整个的北京老城区，连同紫禁城一起，曾经是一个恢宏无比的庞大帝国。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它：且不说它的历史价值，仅就它的建筑以及城区秩序，都有着完美的艺术价值，在世界上罕贵无比。

　　但这罕贵无比的城，在1949年后被新当家人视为封建王朝的没落帝国，逐年拆毁了。帝国的骄傲样子，只缩减为一个孤零零的紫禁城剩在那里，独自经历之后的风霜。而老城完整的雄浑调子，后人再无福见到。但老祖宗的智慧是如此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剩下的紫禁城屹立在那里，望它一眼，已足够令人心荡神驰了。

　　摄影师观望紫禁城的方式，即那种个人的走入姿态，永远会十分地不同，或是差异巨大。大睁着眼睛举步迈入的，有可能什么都看了又什么也没留下，照片如直白的对话，只留在最为浅表的一层。人的意志太强，心太雄伟，所摄对象与自我之间，难于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作品易于变得匠气、简单而尽失意味。而闭着眼睛进入的，想镜头自会说话，自会摘取，自会做目击证人，这样的轻漫态度，多是忘了摄影看似是无意识、其实是长期思虑后的语言结晶。人过于相信直觉时，直觉与天赋又往往是临阵逃逸的。故自动摘取的镜头，倒不一定比真正的目击更具说服力。紫禁城于此，在这些摄影师的镜头里，是没有调子的。

　　要领略紫禁城的调子，看李江松的作品无疑是最为快意的。他的走入方式，既区别于睁眼，也不同于闭眼，他的姿态是颇为奇特的。他的镜头并不自由，他首先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而纪实摄影是一种严肃的状态，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相认。他得稳准狠，不抒情也不矫情，不提前一秒也不晚一秒，恰恰地纪录下一个特定时刻的某个场景、某个人物、某个表情、某个动作、某个事件，最后让这一切凝固成历史的重要瞬间。事实是，他的镜头的主角，常常是那些指点江山与运筹帷幄的政坛人物。他的镜头的聚焦点，拍下的往往是世界的风云变幻或是重大事件的事发现场。从这个角度看，李江松不是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为了捕捉美而存在的，他的镜头的历史价值，将远超其美学的价值。这样说来，他本该是远离“调子”的。

　　但奇异的是，李江松镜头下的紫禁城，调子竟然十分浓郁，有着纯粹的美的含义，不斟酌，无修饰，但绝对是有备而来，令人心生惶意。在他之前，多少摄影师已从正面、侧面、背面描绘过紫禁城了，又有多少前卫或观念的摄影师，拿紫禁城做了作品的背景或主角，无数次地隐喻或解构过它了。但紫禁城对李江松而言，是非政治、非立场、非重新演绎的，他还原的就是过去的皇城本来的模样，那个大气、含蓄又骄傲，拥有无尚历史与建筑价值的紫禁城。

　　仅仅从词语的含义上，李江松认为紫禁城被称为“故宫”，已失去太多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内容与特质。在他的意象中，他觉得如果他拍紫禁城，他的镜头语言会很不一样；如果是拍故宫，他的感觉又将会大不相同。他无法说清这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他知道拍出来的照片一定会十分地不一样。紫禁城是旧的，斑驳的，但是有脉博与气息，涵盖了某种深远的意义，凝视久了，疑心过去的时光会倒回来，过去的人会走过来。而故宫是新的，红灿灿，有一层特定的含义，或暂时还无任何定义，让人难以亲近，难以产生联想。

　　但新旧叠加之间，另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涌出来。过去的皇宫是它，今天的新政也是它，它的气场如此之大，因而显得格外富饶且具挑战性，这给了摄影太多的可能性。为了让每一次的“卡嚓”烙印上原有的密码，有它独特的调子，李江松举起相机时，是很自然地咬住他的拍摄对象的，没想过要特别地表现什么，或不表现什么，构图方式已然在举起相机的那一瞬间直觉地完成了。因为镜头语言的这种本真与无限定，紫禁城无论是在夜晚还是在白天，也无论是在落雪还是在阳光照耀时，都显现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品质，这必然只是他的城、他的调子了：他拍出的是一个帝国的影像，一个人们没有看到过、也没留意过的帝国魅影。

　　那么，优美、干净、简洁、富于艺术性……这些词可不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拿来评判这样的摄影？评判本来是更擅长纪实摄影的李江松？评判他的紫禁城？我觉得是可以的。李江松并不是当代摄影艺术中“反影像”的拥戴者，相反，他不怕留下“证据”，渴望留下更多的证据，好给人们留下一个不可取代的观看经验。在李江松看来，因为他是学建筑的，他更敏感于懂得怎样去表现建筑，尤其是表现紫禁城这样的建筑。而画面与自我往往又互为映照。在他的镜头后面，他表达的是一个谦虚的自我，谦虚到几乎无我的自我。但另一方面，他于画面中流露出来的野心又是巨大而毫无隐藏的。毫无雕琢地拍出他心中的紫禁城，拍出它的调子，它的大气蔚然，这样的摄影师能有几位？

　　在紫禁城之外，李江松被反复“看见”的频率一直很高。他的新闻摄影图片，随时会出现在《时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明镜周刊》、《卫报》、《CHINADAILY》各大媒体上，也会出现在《时代周刊》、《美国国家地理》这样著名的国际媒体上。

　　新闻或是纪实摄影，它只与真实的瞬间目击紧密相连，但与艺术不一定沾边。评选一幅最佳新闻作品，画面美不美，镜头是否足够清晰，绝然不是首要的价值所在，因而对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的要求，不会很高。或许正因如此，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站在紫禁城之外，或之内，能拍出如此富饶的艺术感觉，才这样令人诧异。

　　早年读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很深地记得里面的一句话：“当我们害怕，我们射杀。当我们怀旧，我们拍照。”因为人多时在怀旧，故桑塔格把摄影称为一门黄昏的艺术，表明了摄影满含着的感染力。而黄昏艺术的叙事，似乎总带有某种惬意的调子，与暴力无关，与苦难无关，而更多与情致和美有关，与内心情感有关——这正是李江松的紫禁城的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