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元：我们没有波普主义只是被波普了一把

《无形的战线》之三 木刻 刘庆元

《无形的战线》之一 木刻 刘庆元

　　随手翻开一本美术学院的西方现代艺术史教材，可以读到几段饱含“事不关己式”的关于“波普主义”的学术定义。而更为细致的、具体的、甚至是鲜活的阐释则来自发展中的国民市场需求，这个市场包括大众消费市场和艺术买卖市场。而在这之前，“波普”只是艺术圈的部分主义追随者和时评家们的谈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你游走在广州的街头巷尾，放眼望去是永无止境的批发市场和暗流涌动的人群，这不禁令人想到波普艺术之父英国人理查德·汉密尔顿的作品《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充满魅力?》，这句警世名言在今天依然有效，发人深思;哪怕我们只是借用远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美学来满足自己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来一碟“湿炒牛河式”的即时性快感，而口欲的快感伴随交换，交换源于心底的潜在虚妄。

　　此时此刻，在艺术大学的围墙内里，我的一位同事，一位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教师(个人记忆中反复涌现的某个时代宠物)。

　　他日复一日地在学院高墙内操练着绘画基本功训练套路中的扎实马步，耳边却传来墙外流动商贩阵阵的叫卖声，实时更新的时代噪音使得一向循规蹈矩的他也变得心乱如麻了。

　　不必想得太多，服用一点儿“视觉摇头丸”总比踏着先辈的足迹埋头苦干，披荆斩棘，有效得多!老套的审美指令——孤独、沉思和默默潜行的艺术姿态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代哪吒闹海。时不可待，借花献佛是硬道理。于是，身体力行，教书、创作和投奔商海并驾齐驱，虚幻的日常实践恰好暗合了当下的风云变幻。繁华的消费社会推进着时代宠物们的求知欲望，这位青年教师处心积虑地在现代西方艺术绘画史中寻求可以借鉴之处，既要随类赋彩也要为时势所趋，美学认知就埋藏在物质深处等你挖掘;肤浅也是一种抗争，享乐更解恨，表面的时髦也可以换来迎头一击的视觉快感。青年教师和他的艺术同行们模仿考古学家在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文献库中反复检索、对应和寻觅。这时，一位美国商业设计师出身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的丝网印刷艺术就像街头的巨幅广告一样气势撼人。

　　青年教师在成为一位青年艺术家之后，不遗余力地在各种材料媒介中进行“波普”式的创作实践，这些媒介包括水墨、丝网印刷、照片及文字、油画布上的实物拼贴、视觉设计等。按照自己对安迪·沃霍尔式成功学的解读。

　　青年艺术家首先立志于做一名享乐主义者，他甚至一度认为这是可以作为个人向西方波普艺术在中国致敬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于是乎，他平均三天一次去超级市场购物，五天一次考察大型批发市场，半个月住一次星级酒店，每天观看电视娱乐节目3~5个小时，每周给大江南北的中年理论家和艺术批评人通信至少两次以上;三天两头更新自己的着装风格，以炫目、混搭为主。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青年艺术家开始创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严格按照科层制进行运作，包括画廊、酒店、主题概念餐厅和艺术衍生品设计……

　　就这样，青年艺术家在他的不惑之年，拥有了还算成功的时尚艺术家和学院教授的双重身份，在多年来的运筹帷幄与稳中求胜的经营之下，他过着“低调的极致奢华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像一个声名鹊起的摇滚明星。

　　我曾经问过他，“波普主义”对他的具体影响是什么，他说：“我不是一个波普主义者。我最多是被波普主义撞了一下腰，撞的还不轻。这个国家，伟大的母亲，一列超载的火车，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它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和你做每一笔生意，并用生意逐步替代你的判断和愤怒，而我们只是因为钱而参与其中。当然，艺术模仿美德是每一个时代皆然的，但毫无疑问，粗俗的炫耀更适合这个资本过山车时代，外表比实质更受重视，就像美学广告(意指1966年美国地下丝绒乐队首张专辑《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唱片封面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大香蕉)。我对一切试图成为‘艺术’而实际上没有成为‘艺术’的东西感兴趣，这些都具备美学品位和假装具有美学品位的可能，你无法拒绝在其之上建立‘快乐希望’的诱惑，诱惑让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方设法地消费彼此，(消费)哪怕是暴力，暴力更美丽，不是吗?”。

　　在今天，“觉悟”艺术家指东打西式的回答总是让你更加疑惑重重，不置可否。而就在我为此停笔思量之际，“吱”的一声，我的手机上收到几条短信，内容分别是：三条证券投资指数，两条银行转账通知，四条商场购物优惠大减价和五条展览开幕式邀请——或许，这几条短信，就是时代的回答。

　　我们没有波普主义，我们只是被波普了一把;你或许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被当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