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世纪还没开始” 诗人杨键的水墨画实验

　　陈丹青认为诗人杨键的水墨画《足音》好在找到了自己的符号：鞋子。这符号“完全出于自然”，贴近诗人的性格、生活与写作语境。杨键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寻找过去百年诗与画间断裂的联系。

　　偏于安徽马鞍山一隅的诗人杨键，12年来潜心创作了八百余首诗歌组成的厚重长卷《哭庙》，近五年来，他又在自家院子里搭建的一间没空调、没风扇的小屋中，开始水墨画的试笔。

　　写诗让他痛苦，画画让他开心。写诗让他贫困，而画画让他摆脱囧境。“诗的稿费一年不足千元，不画画我坟上的草恐怕有几尺长了。”杨键说。

　　2013年9月底10月初，两件事终于在北京今日美术馆隆重地走到了一起。杨键的水墨画展“道之容颜”与他的诗集《哭庙》研讨会同时举办。艺术家陈丹青，诗人多多、翟永明，导演张元、李扬，歌手何勇等都前来捧场。

　　阴柔的一面被革命掉了

　　“我们会画画的人，看到个半路杀出来疯狂画画的人，有时候蛮害怕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杨键好像不是活在这个世道上的人。他在马鞍山做自己的事情，是个生机勃勃的在家的出家人。你看他这样子，在庙里也不太见得到了。”陈丹青这样说杨键。

　　杨键是在家居士，一些熟悉的老人去世，他会为死者通宵念经超度亡灵。多年前，他从国企下岗，买断工龄后没有收入。尽管“杨键”二字很早就在诗歌界颇具影响力，却无法在当地作家协会里“在编”。在体制内无立足之地，他作为边缘人活着，正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说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杨键从小喜欢画画，读画颇多，熟稔中西画论及艺术流脉。但真正动手拿起毛笔铺展宣纸，是在2008年。“毛笔与宣纸多敏感啊！”杨键感叹。“毛笔有阴柔一面，又有刚性的一面。别看它柔软，可以抵达最强烈、最刚硬的存在。可以渲染出一个干枯温润的世界。我们原先的存在有阴柔一面，后来被革命掉了，现在都是很阳刚的存在。”

　　“康有为在20世纪初就说中国山水画已经完蛋了，水墨的命运同汉语的命运是一样的，都被革命与为政治服务改变了。”杨键说。

　　杨键发现历史上的山水画大师与文人制度有关。为什么1949年后没有文人画了?因为文人制度不在了。“王维是混乱时代的产物，元四家也是，明末清初大画家也是，但平和的宋代同样产生了伟大的山水画，这跟当时的文人制度有关，宋徽宗本身就是画家，他建立了当时最完整、最大的画院。”

　　中国画不论是变成宣传画，还是徐悲鸿对其“写实化”的“现代改造”，都是或滑稽、悲壮的大弯路。

　　“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焦虑，使诗与画的内在关系断裂了。诗人杨键的水墨实验正是重建中国文人美学传统的一个见证。”本次画展策展人、艺术批评家夏可君说。

　　夏可君特意将此次展览命名为“道之容颜”。杨键从历代文人画里看到了不同的“道之容颜”：古人画的文人脸——比如陶渊明，还有仕女脸，都有“道之容颜”。他看过一册明代春宫图，发现画中亭台楼阁与天地之间的男女，神一样忙着世俗之事，很美，也是“道之容颜”。倪瓒爱画冬天的枯木，董其昌善写寒林，也是道之容颜。到了八大山人，他晚年的山水很苦涩，像寒风吹过的水面一样，恰恰是明末清初的道之容颜。“我们这个时代的‘道之容颜’还没有出现，今天还没有人给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副面容。”杨键说。

　　古人才不强调“真善美”

　　一路下来，杨键画了“荒寒系列”、“黑山水”系列、“苦山水”系列，以及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命名的黑白“二十四屏”。

　　他的画基本都是黑白的，在他看来，黑白是中国人的特殊喜好，是中国人区别于西方彩色世界的存在之感，黑白山水画特别容易让人安静，而彩色容易让人兴奋。

　　黑白很不容易体会，很微妙。“古人强调的不是美的世界，而是一种存在的感受，‘黑’、‘苦’、‘干枯’。古人不像我们这样强调‘真善美’。古代一些字很丑，一些画也不一定是美丽世界，而美丽世界往往是谎言的世界。”杨键这么说。

　　杨键在水墨山水中使用了白色的丙烯颜料，这样就区别于古人的“留白”，是想画出那种惨白、衰败的感觉。“国画的钛白是有喜气的，有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杨键说，他喜欢八大山人晚年的山水，像被大火烧过的感觉，山上只剩下几棵枯树，光秃秃的，这种孤单异样的美反而让人抵达了宁静。

　　人们在杨键的画上，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白造出的雪景和寒冷。“我想到20世纪巴黎画派的郁特里罗，他的画代表颜色就是惨白的颜色，表达一种枯寂寂寞的心理。”艺术评论家王端廷说。

　　杨键的忧虑是，20世纪是中国人失地的世纪。丧失了对土地的依存，就失去了自由和诗意。山水没了，山水画再伟大，也不会有古人站在自己土地上那种永恒感了。

　　杨键诗集《哭庙》写的就是20世纪。书名来自金圣叹的“哭庙案”。“哭庙”指士子们聚会在孔庙前，向至圣先师申诉时代的斯文扫地和道德崩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从《哭庙》想到《儒林外史》最后一章，那拨明朝知识分子到南京去哭庙祭礼。“一般文学史都认为这一章是败笔，我认为这才是《儒林外史》最精彩之处。和吴敬梓一样，杨键试图在诗里重建这种文化仪式感。”

　　与杨继绳、杨显惠、高尔泰、阎连科等用纪实散文或小说表达饥饿和死亡不同，杨键用诗歌触摸那些有名和无名死者的“墓碑”。不管是土改、反右还是饥荒、“文革”，那些死者中既有地主，也有知识人，他们的死亡与庙宇和亭台楼阁的灰飞烟灭同时发生，而后者只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志里，徒留下古雅的名字。

　　杨键觉得20世纪就是个“砸庙的过程”，“毁灭了中国的亭台楼阁和庙宇”。杨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世纪百年之苦，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可说世界第一。西方的20世纪已经完成了，我们的20世纪还没开始，许多清理工作还没开始，我们还在毁坏的恶果里。我哭了12年，还要继续哭下去。”

　　杨键反反复复地写那些苦难，反反复复地画山水。“就像禅师每天问自己是谁一样，总有一天我会顿悟这苦难、这座山是怎么一回事。”有这些苦难，他不担心没有文学，在那黑暗之苦的深处，一定是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