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述说方式” —— 矿工画矿工随笔

　　我所谈的“述说方式”，更接近对表达方式和语言方式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源于自己的无奈，伴随自己智慧和勇敢的不足。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的心血大部分倾注在煤矿生存本身上，自己的经历、态度、语言、行为，一切都是极其的清晰和混沌(不是混乱)。很难解释艺术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原本就无法解释自己，解释上述题目不回避无能和狡辩之嫌。之所以执意对“述说方式”解释，因为我有狡辩的强烈欲望，得对自己好点，应该让自己获得一点满足，也提供一种想法。

　　“述说方式”的样式。

　　就艺术而言“述说方式”很重要，甚至决定作品的命运。“疼了就想摸摸，亏了就想说说”，这是俗语，也是自然。说什么?怎么说?依赖于想什么。一方面，聪明人选择了聪明的方式；愚笨的人选择了愚笨的方式；糊涂的人只用糊涂的方式。另一方面，“采取规则”的办法把经验真实的讲出来，征服观众(受众面大)；“创造合适”的办法把虚假梦幻般的编出来，打动观众(受众面中)；刻骨铭心却“没有办法”的方式，感动观众(受众面小)。尊重法则、尊重观众、尊重自己、尊重自然?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作品的“述说方式”。艺术和艺术家的概念就模糊了，聪明人、愚笨人，说真话、编神话，各有所长。

　　艺术毕竟是艺术，样式的承袭和创造成为重要的环节，即使再多元化的时代，语言标准和艺术结论永远纠缠在一起，担当艺术史的发展使命。时下，艺术大繁荣呈现的多元化，架上的、架下的、学院的、在野的、传统的、实验的。不乏精彩、经典的语言性作品，时尚、潮流的观念性作品。艺术家都不免去寻求自我语言样式的选择性、纯粹性、“风格”性。没有风格的作品几乎算不上作品。为了样式和语言，有过太多的探讨和实验，颠覆和革命。语言样式到底是什么?是否需要专门去考虑语言的问题?或许说语言概念会成为帮手和障碍?艺术家们自觉不自觉的为了“风格”熬蜡，我也不例外，不过目前还是一本糊涂账。

　　折磨自己半辈子，才算琢磨点意思，“风格”不是想的，也不是选的，也不是造的，而是自然生出来的。人有人道，鬼有鬼招，我画了几十年煤矿，只想把自己的体会真实的暴露出来，暴露经验和感受的一种特殊性，暴露对语言理解的特殊性。我属于勤劳有余，智慧和勇敢不足的一类，没有摆脱生存现状和高瞻远瞩的能力，从未有过质疑和颠覆的念头，选择、吸收、嫁接、研究，具象、表象、抽象、心像，都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的结果，没有样式的样式，不纯粹性成为自己的特点和缺憾。

　　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浑浑噩噩。所以就有了混沌的经验，混沌的选择，混沌的表述。艺术的判断标准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但是，我和煤矿有60年交情，那是一个黑白不分，人鬼不分的疆域，很难找到一种不变的规则。对生命本身的虔诚，远远超出对“艺术标准”的执着。真实感受到，在生命面前，述说样式已经无关紧要。所以对这一标题的解释也只能是混混沌沌。

　　“述说方式”的目的。

　　毛主席说“内容决定形式”，且不论对错，内容和形式的确紧密联系着。为了述说而方式，为了方式而述说，为了方式而方式，还是为了述说而述说，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个不相同。目的不同，自然过程和结果不同。

　　我是50年代的人，从黑五类崽子到煤矿采煤工，经历的一个非常复杂和重要的时代，客观的说，当初我、或者说我们，当初根本就没有感知的权利和欲望，后来上了艺术这条“贼船”成为艺术家也是“纯属虚构”。出身的“卑贱”和心理的“自卑”，本没有把艺术看得比挖煤更神圣，对“成功艺术家”的目标，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因此我丧失了这方面的战斗力即便不能成为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我起码保留自己的一个伟大的心灵，这点对我很重要。

　　“想想当初兄弟们和我一起挖煤，现在又陪伴着我一起完成作品，剩下的只有酸楚和动容。我有极强的自恋情结，很喜欢把完成的作品拿出来，看着他们的眼睛，摸摸他们的手，拍拍他们的矿工帽，拉拉他们的雨衣，和他们聊聊天……期望他们一个个能从里边走出来。只要他们能活过来，宁可眼前不是一张张画，宁可我永远都不是个艺术家。”有因皆有果，这是我的宿命，

　　“述说方式”的语言。

　　和乔布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不一样，我更加注重的是对生活本身的述说和祝福。当然刻骨铭心的经验并不是语言不到位的理由，虚伪和自负会产生诡辩。作品就是作品，对语言的研究和实验重要至极。董源、八大、范宽、潘天寿、黄宾虹、丰子恺、李可染等，米开朗基罗、塞尚、梵高、蒙克、鲁奥、贾克美蒂、柯勒惠支、帕梅克、弗洛伊德等；壁画、岩画、雕塑、风俗画、儿童画、农民画、工人画等；还有我们眼前的林林总总，还有我们总结和沿袭的构图、透视、解剖、色彩、肌理等。和大家一样，也曾废寝忘食去学习研究各种“述说方式”，并从中获得启迪和感想。有些少年得志，就确定了目标，有些晚年开悟成为大家。大师的肩膀不是那么好踩的，我们的榜样太多、我们的目标太多，我们的欲望太多、我们的心太乱。所以眼前的画很难让人振奋，有些画很精彩很好看却没意思，有些画有点意思的确有不好看，这是时代的通病。

　　我是个煤矿工人，从下井挖煤到参加全国美展，画黑板报墙报、临摹创作连环画，画招贴高设计，画水粉画油画，都算是野路子。1985年，我在中央美院读书是在煤炭班，四个画室的老师都带过课，加之当时的文化大碰撞，所以我的 “述说方式”，就越发难以纯粹了。所以，我的作品中，有写实、具象、抽象、心像，有大师的影子、高大全遗风，也曾短暂触及到非架上的实验，加之我生活的徐州雄浑的汉文化影响。乱不堪言的“述说方式”带着历史的烙印，恰恰和后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和变化转折的的时代处处吻合，时代的特征也变成自己不可逃避的事实。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围绕着我的煤矿和矿工，在这过程中从未欺骗过自己的内心。几十年来，对沿袭的标准、对大师的敬畏和自己的刻苦铭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个乱字。特点就是不避忌讳，不避影子、不避缺点，甚至会放大不合理因素，就想让画面能闻到些煤灰味和生人气。有些画画“好看”反而没趣，觉得有点味了又不“合理”，有时会感到离“艺术”越来越远，离心灵越来越近。检讨自己，更多的时候是知法犯法，不断的徘徊和折返中，自己也很纠结。有幸的是，我们还走在路上。

　　很惭愧，直至今天，我还无法对自己的“述说方式”有一个定义和概念。或许会带着烙印，带着疤痕去不断的探索，但愿几十年的探索能在某一天顿悟，重蹈黄宾虹先生后辙，对自己的“述说方式”也来个革命。

　　“述说方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