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拒绝成长的物欲偶像

艺术家江衡的作品

        江衡的媚眼与观看

　　谈论江衡的艺术，有几个关键点是必须提到的，这些关键点是：

　　首先要提到江衡的老师。江衡当年就读于广州华南师大美术学院，跟从李邦耀学习油画。本来，常识判断，华师美术学院从档次和规格上似乎应该比广州美术学院略逊一筹，但是，正因为华师美术学院在九十年代初期果断地从湖北美术学院引进了一批老师，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重要成员，结果便逐渐改变了学院原有的艺术生态，在南方本地的气氛之中，催生了完全不同的艺术结果。江衡是这“结果”之一。

　　当年南下的艺术家，今天仍然留在华师美院教书的，除了李邦耀之外，还有方少华、杨国辛和石磊、他们四人的油画在当代油画艺术格局中各有位置。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发轫于内地的艺术思想和造型观念，包括九十年代初湖北的“政治波普”和他们所特有的表现主义描绘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教学中一直强调个性的张扬，强调个人与情境的结合，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干预，从而形成有意义的艺术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去达成切入当下的目的。看江衡早期留下来的几幅油画，的确受到非本土因素的影响。1994年的《无题》系列，主角是扭动的红色男人体，背景则是表达欲望的图案。这几张作品混杂了某些“波普”的风格，却又用了表现的手法，有着湖北画风的影子。1996年的《卡通一代系列》，在画风上则显然受到李邦耀艺术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江衡艺术的风格起点。

　　其次，九十年代中广州以黄一瀚为首的“卡通一代”运动，对江衡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今天，已经没有谁去怀疑广州的“卡通一代”了，即使评价有差异，但风靡当下画坛的所谓“卡通”风，追根溯源，和广州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包含“卡通”风格的艺术都根源于广州的“卡通一代”。在我看来，造成“卡通”风气漫延的原因，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来源更是千差万别，但类似风格的确是在广州最早出现的。有意思的是，身为广州美院教师的黄一瀚，却要到华师美院来寻找支持，让第一回展和第二回展在华师美院展厅成功举办。这说明华师美院的确存在着某种令人感动的宽容气氛。江衡从一开始就是广州“卡通一代”的积极参与者，并用自己的油画风格去印证“卡通”的合理性。以至于最后成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卡通一代”的重要艺术家代表人物之一。上面提到的《卡通一代》系列，就是这场不大不小的南方艺术运动的直接结果。后来他那著名的风格标志，也就是睁着天真媚眼、高度物质化的女性偶像，就是在这当中成型的。

　　再其次，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尤其是发生在南方的经济改革大潮，不但彻底改变了以往艺术所固有的精神格局与表现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大潮还催生了新生代直接而坦率的物质欲望。不要小瞧这场在转型当中催生出来的物质欲望，也不要把这欲望仅仅看成是一种被动反应，恰恰相反，今天，中国的物欲，早就超越了自我范畴，而成长为一种精神现象。忽视这一精神现象，我们就无法对当下艺术做出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客观判断。

　　也就是说，来自内地的艺术思潮、本土掀起的艺术运动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是造成江衡艺术之面貌的外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很难想象他会创作出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风格。

　　除此之外，江衡本人的视角，他对生活和社会的独特把持，对他人与艺术的广泛认识，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现在，世人所熟悉的江衡的艺术，便是他那几乎千篇一律的符号化的媚眼美女，她们傻笑着，做着各种符合世俗要求的媚态和表情，传递着一种或可称之为“天真”与“美丽”的性别信息。从某种意义来看，我觉得江衡的媚眼美女像是一句重复出现的反语，述说着与表面信息完全相反、甚至是相互抵触和冲突的内容。

　　记得当年我在一篇谈论广州卡通一代的文章中，提到了造成这种风格出现的某些原因：

　　“卡通一代”首先针对的对象是自己，看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穿透力，用以穿透南方人在文化上的局限性，以便得到一块观察的平台，并为作品的文化价值寻找新的定位。作为外来文明的一块跳板，南方的确具备了某种优越性，但处在边缘区域，受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艺术容易走向肤浅和矫情，也是显然的事实。......影响我们的正是对所谓“深度”的不正常迷恋。......卡通大量涌向中国，既迅速冲垮原来的古典阅读方式，也造就了与五、六十年代相异的“卡通人”。同时，电脑的普及以及人造环境的空前增长，进一步阻隔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使得除了“卡通人”之外，又不断产生大量的“电脑人”。“卡通一代”的发起人黄一瀚用“我们是长不大的孩子”来命名他的一件作品，其实用这个题目来指称那些生理上过早成熟而心理上却迟迟不发育、整天埋头在卡通和电脑之中难以自拔的新一代的族群是相当确切的。[1][1]

　　出现在当年的这场南方艺术运动，曾经受到几乎整个艺术界的反对。曾几何时，类似风格却成为大多数7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艺术家群体的图式选择。这种现象在时空中的反差，甚至导致了人们对当初事实的忽视。就像一开始我所指出的，江衡属于早期的“卡通一代”，他的符号形成与发展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算是比较早对这一艺术现象做出反应的批评家。检索当年言论，我发现，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表面的“卡通”。站在今天的情境去审视当年，所谓“卡通”，可能只是一种巧妙的图式挪用策略。当然，其中也呈现了年轻一代成长时特有的视觉背景。就在批评家用不同的概念去述说今天的“卡通”风格时，我觉得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几乎都对“卡通”当了真，而忘记类似风格早在七十年代前后，就成为出版产业和影像产业的重要内容。我之所以把当年自己的言论刊在这里，是我发现，即使在当年的关注中，我就已经多多少少地把“卡通”视为与成长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黄一瀚提出“长不大的孩子”，可能只是他作为“长辈”对年轻人的主观看法。如果稍微深入到新一代的具体环境中，对于“成长”，他们所面临的，显然不是“长不大”，而是“拒绝长大”。这种“拒绝”的态度，切中了与成长有关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体现了成人社会和非成人社会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冲突关系。我承认，当年我也只是看到“生理成熟心理不成熟”这个自为是的表象，而忽略了其中的意义。在我看来，新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偏向卡通或与卡通趣味有关的形象，表面看是其青春期受特定的视觉形象影响的结果，但深入看，却透露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规训其发育的成人社会的态度。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么，我要说，呈现在视觉上的形象的某种一致性，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答案，并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看待成人社会的。面对一个日益虚伪的犬儒化成人社会，作为艺术家，他们大概只能通过选择曾经被成人社会(在这里我更多是指成人社会当中的“艺术界”)所遗弃或忽视的形象类型，比如卡通，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拒绝”。当然，随着艺术界本身的变化,卡通也开始成为一种显赫的“风格”，使“拒绝”上升为新一轮的艺术运动。后起的追随者究竟是否因为相同的原因，还是为业已成功的前景所左右，才继续选择“卡通”，这自然要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