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谁？她的水墨身体与自我镜像——靳卫红水墨人物画浅论
——劳拉·赖丁(Laura Riding)
两年前，我在一篇评论《诗书画》杂志的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代遇上一本你把对它的言说视之为内心的重大任务的艺术类刊物，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它正是那样的杂志，我继续写道，这本值得言说的艺术杂志必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悲怆命运的证人和阐释者，因而有了被激发、被催迫的言说冲动。也正是因为《诗书画》杂志在那年主办的《男·女》展览，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比较从容地观赏靳卫红女士的作品，也由此被诱发出思考与言说的冲动。看来真是应了多年前我说过的那句话：发自内心的思考和言说总像一朵云追踪着另一朵云，一颗子弹顶着另一颗子弹。
“我是谁?”——重要的是“人的问题”
先从靳卫红写于十年前的《自述》谈起吧。
这篇文章从多种角度阐述作者对于水墨艺术的思考：传统与当代、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历史与现状，其中既有布鲁姆式的“影响的焦虑”，也有豁达的情怀;既有真实的困惑之情，更有自觉的坚守之念。应该说，作为一篇自抒胸臆的艺术笔谈，她的《自述》已然反映出她身兼艺术家、史论研究者、批评家和资深艺术编辑的深厚学养与定见。同时，我在读完之后也留意到自述者性别身份的隐匿。本来，作为艺术家对水墨艺术的思考与表述，作者的性别身份根本无需显现。但是，靳卫红作为中国当代水墨画艺坛上卓有成就、备受关注的女画家，她的性别身份与当代水墨创作的关系早已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和阐释，不管她是否认同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种联系，可以相信这种身份话语曾经(或者至今?)对她产生影响。那么，照常理而言，她在以“自述”——这种体裁总是易于比较自然地诱发着讲述者对身份意识及自我认同的关注——表达关于水墨艺术的基本判断和自我认同的时候，出现和渗入“女性艺术家”的性别身份意识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没有，除了用最苛刻的话语分析有可能从她的文字表述中分辨出某种自然地流露在语气、文风中的女性特质，我们在文章中无法找到那种叙述主体的性别身份特征。
如果这一点点惊讶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在靳卫红的潜意识中坚守的那种情感与理性：“我是谁?”——我是、也仅仅是水墨艺术家，不是女性水墨画家。她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一直想回避性别的问题，在生活和创作中，我并不过多地考虑男性、女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人的问题，没有男人、女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者的艺术家太简单。……她们创作一种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作品，而非全面地关注自己的成长与存在的状态，也没有将目光放置在对人的问题上……”很显然，靳卫红作为水墨艺术家，她要关注的是人与这个世界的问题。首先把握着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因为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不断面对她的艺术中的性别意识问题，而容易使人忘记在她看来更为根本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一位研究女性主义艺术的西方学者，她在文章中最常用的“女艺术家”一词的英文是“artists who arewomen”而不是通常所用的“women artists”。“艺术家”与“女人”孰先孰后，在这位研究者看来大有区别。尽管我们未必会因此称她为“女权主义者”，但是必须承认她是敏感而理性的，而且不惮于为此付出某些代价(如这个词组比较长而且拗口)。靳卫红是否具有同样的敏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于冲破性别身份的自我禁锢的确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执著。或许在她看来，在我和世界之间，只有水和墨，纸和笔。“这里就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马克思所钟爱的这句欧洲谚语似乎可以移用于靳卫红与她的水墨世界，她在这里跳了三十年，在这里包含了她的生命、她的身份认同，以及所有的激情动机与乐趣。她注定要在这里展现自己、实现自己。
回到她的《自述》。“对于水墨画，我的感情很复杂。”开头第一句就蕴含着无尽深意。在她看来，水墨虽然是伟大的传统，但时至今天已经徒具形式的空壳;对于艺术家，出路在哪里：“然而，水墨画与我有内在的一种关联，隐约中，我也将它视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标志。终究，浸泡在中国文化中这么久，对它有难以释怀的情结。但我不想因循旧路，也就是说，我不想考虑别人的经验或前人的经验，而是想通过水墨方式发掘一点自己的经验。”言简意赅，艺术家的自觉认同的心路历程已跃然纸上。然而她要继续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有了非要标榜某种个人新经验的幻想?”这正是我面对靳卫红作品的时候，非常自然地浮现出来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心理动机和心路历程，使她的水墨人物画具有如此独特和如此复杂的内涵?然而她的笔锋一转，直指现实中水墨画种种颓势，“透过这些，不难看清，我想寻求新路的一点小野心，实在是由对水墨画现状的厌倦感所致”。
但是，在这里我不无疑虑，或者说我很难相信这就是她“非要标榜某种个人新经验的幻想”的全部来由。在传统的压力下她深感“笼罩在经典的阴影之下无力逃离”的布鲁姆式的焦虑感，这肯定是真实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因。问题是这种压力和焦虑感是这个时代中的严肃艺术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还不能代替和说明她个人最为内在的经验和欲望的产生原因。无论是从写作的时机或动因来看，这个如此深层的问题无法在这篇《自述》中得到完整、深刻的分析和表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后，她表达的是在厌倦感和焦虑感之上的坚定信念：“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形式至今对我们仍有意义，……这不仅是水墨艺术自身的形式魅力使我不能就此放弃，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水墨画也是凸显身份的天然标识。”作为艺术家，她折服于水墨传统的形式魅力，无法割舍;作为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生产者和欣赏者，她无法丢弃自我的文化根基和身份标识。由内到外，这是双重的价值和意义，熔铸为坚定的文化信念。
掩卷之馀，想起我曾在别的文章中引用的陆俨少先生于抗战期间避乱川蜀时低吟的诗句：“怀古情犹昨，伤时病至今。”用来表述靳卫红这篇《自述》的理性与情感也是恰当的。彼时之伤在国难，目下的时病却是自文化之根而蔓延。靳卫红何人哉?作为当代水墨画家，竟如此义无反顾，欲以一己“洪荒之力”自觉地担当着文化救赎与开新的责任，其善心与勇毅大焉。
靳卫红 来拾春
靳卫红 来拾春(局部)
身体·性·目光——在自我镜像中探测自己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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