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派—“中国水墨艺术的今世”

　　公元1271年当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将元朝首都定都北京时，他不会想到这一举动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此北移，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不仅历经元明清的改朝换代也催生了文人艺术，因为元朝的赵孟頫将苏东坡提出的文人画模式化了，元四家之后中国的水墨艺术越来越体现一种文人性，禅宗性、观念性，当时文人的中心在江浙一带，但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明清以后中国的文人艺术整体走向极端，虽然在身份上以南方文人墨客居多，但作为治国的行政与文化中心始终都是北京，特别是明清，南北文化的杂交是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的，京杭大运河都将中原文明、江浙文化、以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带到北京，并在封建帝都上演，康熙乾隆年间欧洲的写实油画也传入北京，郎世宁等欧洲画家加盟皇家画院，使北京的文人艺术有了国际化的趋势与视野，游牧文明;欧洲的贸易、科学和艺术;中原的孔孟文化、长江流域的文明及千年传承的艺术，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都在这个城市上演，特别是清朝末年北京更是名流荟萃，西洋人、东洋人全国各地的精英都住在北京的各大胡同中，京派艺术由此诞生，其最典型的艺术事件就是徽班进京，制造了京剧这门艺术，直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国粹之一。绘画也一样，清末民初前清的遗老遗少、中国各地的职业艺术家，他们都在北京前门琉璃厂的荣宝斋挂牌，以卖画为荣，一时间京派艺术成为北京为这些艺术大师集体命名及收藏的代名词，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齐白石，而徐悲鸿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特殊身份，也为京派艺术诞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齐白石及其弟子将中国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混合制造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新国画格局，在以后李可染、贾又福在山水画上又发展了，他们再去文人气，加入了更多北方山水的写生与西洋绘画的光感与日本浮世绘的风格，并成为京派艺术的新标志，这种来源于山水的新气象都使得京派艺术生生不息，京派艺术最后的大师是吴冠中，吴冠中将东西方艺术合璧，超越了地理概念，不论是在题材还是风格上，是一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艺术大师，因而京派艺术不是一个风格史的概念，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的一百年时间里，历经多次的政治变迁，艺术大师的风格也很难归类，艺术家更是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称京派是他们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并受到这个城市性格的影响，新京派顾名思义无法被风格史覆盖，在1978年至今近40年的中国现当代水墨演绎中，北京同样起着重要的角色，这不仅是北京扮演着二十一世纪世界艺术中心的角色，诞生了圆明园画家村、宋庄艺术区等中国艺术制造的艺术产业模式，也诞生了85新潮艺术等一批带有中国本土艺术特点的艺术运动，而在水墨艺术上更是制造了实验水墨、观念水墨、抽象表现水墨、水墨影像、社会学水墨、电子水墨等众多水墨艺术流派及水墨事件成为西方艺术世界了解中国水墨动向的主要来源，同样这座城市在两千年以后聚集了全国80%的水墨艺术精英，这使新京派的命名水到渠成，也能更好的概括中国当代水墨的最新动向，特别是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去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水墨路线图。

　　新京派水墨的一个重要学术前提它是21世纪中国面向国际的一种以北京为地理坐标的水墨群英聚会，是建立在近二十年水墨实验基础上整合西方抽象艺术，极少主义，又有传统文人精神，士大夫精神的一种特征的艺术流派，这方面代表的艺术家，书法：古干、魏立刚、邵岩、张强、侯光飞、成浦云，水墨：李津、黄岩、戴光郁、胡又笨、任芷田、李广明、张铁梅、武艺、张羽、吴国权、张朝晖、王川、邵戈、张进、舒勇、一了、董浩、王勇等，新京派的另一个学术路线是后文人的特征，像董浩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黄岩、戴光郁、他们都来自当代艺术，舒勇是克里斯托式的艺术家，他以做公共艺术著称，王川是中国抽象水墨的奠基人，所以新京派更像是北京水墨的演义，它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水墨的检阅，是北京作为国际艺术中心的最好案例，新北京、新水墨、新艺术。

　　黄岩

　　2013年5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