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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画家绘《蒙古山水地图》

2017-03-02 09:31:43 

明代宫廷画家绘《蒙古山水地图》 

明代 丝绸之路大地图(古名:蒙古山水地图)

设色绢本 手卷

59×3012cm

估价待询

展览:“丝绸之路”展览,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2011年10月。

著录:1.《鉴宝》2013年1月刊,总第72期。

2.《收藏家》2013年第4期,总198期。

3.《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30日,第372期。

4.《京华时报》2013年3月27日

出版: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

  本幅地图高头大卷,采用中国古代地图传统方式“手卷式”手绘而成,纵59厘米,横3012厘米,绢本设色,原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2002年回流到国内藏家手上。根据图中出现的嘉峪关,可知是在明代嘉靖三年(1524)明军退守嘉峪关之后,另因图中绘制的关口无“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图示,亦可推断绘制时间要早于修建“永兴后墩”的嘉靖十八年(1539),此图绘于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即1524年至1539年之间。此图回北京后,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的傅熹年先生进行了初步鉴定,以为恐非清代之物,至少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一、历史价值:此图为中国古代地图高峰中的巅峰之作

  蒙元大明王朝是我国传统制图学的高峰期,受朱思本、罗洪先、陈祖绶等著名制图学家影响,明代使我国传统制图学走向成熟阶段。此《蒙古山水地图》则是高峰时期的巅峰之作。如果入藏博物馆,定为一级品毫无疑义。

  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两仪玄览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和《坤舆万国全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的地图都是土生土长的,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地图与山水画的起源相同,地图与山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有些精美的地图也可称为是山水画,亦图亦画的现象还是很多的。有些图明明是地图,却画着相当精美的山水画。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就列有数种著名的古地图。比如古代著名制图学家裴秀(223~271)绘有《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他总结出的“制图六体”,即分律、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奠定了中国传统制图学理论基础。包括后来的天文学家张衡的《地形图》和虞茂氏的《区宇图》等。这里并没有把实用性的地图和艺术性的山水风景画明显地区分开来。

  纵观此《蒙古山水地图》,其绘制手法,是以青绿山水画法为主体,表现出高山大川的恢弘气势,展现从嘉峪关到天方(今阿拉伯的麦加),凡211个西域地名,堪称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地图。此图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绘的《大明混一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相媲美,是中国人在十六世纪所绘的、具有很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的、手绘珍贵地图。

  此图命名为《蒙古山水地图》,源自背面尚友堂的题签。其所谓“蒙古”,指称雄居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后续王朝,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大明王朝。蒙古四大汗国后续王朝,指的是属于窝阔台汗国的“撒里畏兀儿部落”、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的“亦力把里国”、及帖木儿汗国等地区。

  《蒙古山水地图》全图采用山水画的形式绘成,图中标有211个明代西域地名,地名均为方块汉字。然而,其地名并不是汉语的地名称呼,而是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粟特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外来语的音译地名。图中的路线图也是从嘉峪关出发,取道苦峪城西行,正好是明代从嘉峪关西行的陆路“丝绸之路”。图中的路线,与徐松在《西域水道记》记载的路线:出嘉峪关后南下疏勒河西行。

  本地图的终点站是“天方”,即伊斯兰圣城——麦加,与明初陈诚在《西域行程记》、马欢的《瀛涯胜览》二书中的地名一致。麦加在元代时称之为“天堂”(见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更加佐证此图为明代地图。

  此图与陈诚《西域行程记》中的从嘉峪关——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城)路段,完全一致,因陈诚最远就到过哈烈。另据图中所标识的哈烈为“黑楼”,可知与明代西域使者傅安在《西域见闻录》(书已佚,存有《公西游胜览诗卷序》)“黑鲁”同音,同一个地方。

  另外,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近八年的研究力作《蒙古山水地图》(文物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研究,对比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宫中彩绘抄本(为明代兵部或礼部用图),并证明《蒙古山水地图》原本为嘉靖皇帝用图。

  据林先生的研究:称之为唯一能与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中世纪世界地图《伽泰罗尼地图集》(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骊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世界四大地图相媲美的大地图。

  二、艺术价值:此图为明代《千里江山图》典范

  中国古代图画是不分家的,图中有画,画中有图,如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样。余定邦先生在《中国地图学史》一书中的第四章,阐述了地图中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制图中的视觉艺术等,他认为“一直到清代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地图学才完全脱离视觉与文学学科的传统,成为一门展示的学科。”

  中国山水画是描写自然山川为主体,通过自然景观的表现,赋予自然以文化的内涵和审美意识。山水画是一种感性的审美作品。而古代中国的地图与山水画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中国古代地图多弥漫着绘画的气息,精美、形象、生动。在中国文化中,地图不但用来表示距离,也用于显示权力、进行教育以及美学欣赏。因此,“描述”在中国地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即对自然及人文景观以一种写生式的阐述。它同样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图学和视觉艺术结合在一起研究此《蒙古山水大地图》才有意义。

  纵观此《蒙古山水地图》,全图作小青绿,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尤其开头嘉峪关部分,山石间勾略皴,用笔细劲而块面分明,并以清淡的石青和浅浅的赭石加以渲染。树叶的勾、点染亦见疏散,敷色也清淡。作品构图采用平远的手法,重山连绵,错落有致,山间雄关萧寺,从绘画风格上,明显透露出明代中叶、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

  中国古代图画是不分的,如果将此《蒙古山水地图》与敦煌第六十一窟中的一幅壁画《五台山图》对比,就会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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