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法基：消解与度过

杭法基

　　采访人 于海元

　　库艺术=KU：按照年龄，您其实可能更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水墨画家，但您却走上了一条在水墨领域内不断探索，在现代艺术之路上不断求新求变的道路，一直走到今天。这是您的艺术理想的驱使还是天性使然？

　　杭法基=H：人在途中，随性而行。艺术与年龄不能划等号，作品就是自己不断突破与自然向前“行走” 的一种“状态”。

　　另外，应当看到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尽管现当代艺术占用了自己绝大部分精力，但与众不同的是，自己始终在两个极端点上“两条腿”走路。如当下的《消解》体现的就是现当代艺术，而《宋庄人》就是传统笔墨的延伸与发展。

　　能够这样走到今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未被市场“捆绑”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而行，一方面是艺术理想的驱使，但更重要的是内心深处，确实是一个“自由人”的天性使然。

　　KU：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地用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与理念来改造、颠覆传统水墨，而您则在1979年就开始创作拼贴艺术，1981年已经进入抽象水墨的创作，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冲动？

　　H：很早我就在水墨国画上下过一些功夫，有作品参加过国内一些大展。由于某种机缘，1979年在地方上接触到一种民间工艺布贴画，由于当时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我也由布贴径直踏入到一种材料广泛有抽象意味的拼贴画。两年后，以拼贴中浸染的现代艺术心态，回归到水墨领域，很自然的走上抽象水墨之路。谁知这一走就走了几十年，我也从一个年青人默默地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回头看看，颇多感慨，在某些方面，有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如对市场操作的无视等。随着时间推移，此一时彼一时也，“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一切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KU：1986年开始创作的“宇宙系列”和1995年开始创作的“魔方系列”，是否可以看做是在抽象水墨的领域内不断寻找自我表达的路径？

　　H：是的，艺术本身就是自我欲望的表达。潜意识中总是在寻找、发现、拓展一条更符合表达自我的路径。

　　KU：“宇宙系列”看似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哲学热有关，而“魔方系列”则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有着某种联系？

　　H：或多或少，任何时段的作品都会受到那个时段流行文化精神的浸染。“宇宙系列”是与上世纪80年代时兴的那种神秘而玄虚的东方哲学有关，而“魔方系列”明显是受到毕加索、蒙德里安、马列维奇等人的立体主义及硬边抽象艺术的影响。

　　东方的神秘文化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对自己是有一定的影响，但绘画毕竟是视觉艺术，从“圆”到“方”，从“曲”到“直”，其中的点、线、面及浑然一体的大泼墨，体现更多的是那个时段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追求及与个体审美感受有关。

　　KU：现在回看，是否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处在一个水墨艺术家在水墨的现代转型期间，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一个过程？

　　H：这种学习是被动与滞后的，有一种挣脱传统的束缚，向现代跨步不得不去学的困惑，但水墨材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东方文化固有的特性，最终导致回归本土也是一种必然。

　　KU：抽象水墨和实验水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看上去被涵盖于西方现代艺术话语之下，而且割断了与水墨传统的联系，慢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H：无须复杂化，个人一直认为其称谓就是“抽象实验水墨”，二者应为一体。抽象在传统水墨中没有前例，实验就是采用何种手法与过程，终点是抽象形式。至于抽象实验水墨，终难逃脱西方抽象己成艺术史的形式桎梏这个话题。

　　我在《意象的抽象》对话录一文中，谈过自己的个人看法。人类就是在无数的“问题”中走过来的，无路也有路，艺术是时代的影子，不要担心，走到哪一步都会影随其身。

　　KU：在1996年的《双联画》创作中，东方性的元素，汉字，线条等等又开始出现，好像要重新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方式的选择上是“并置”，其实也可看做是拼贴的一种。“拼贴”，作为一种波普艺术的语言方式，是否特别符合您对于中国所面临的传统与当代并存这种文化现状的感受？因为这种手法在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会反复出现。

　　H：是的，这是个艺术上传统与当代并存、共而不和的时代。

　　《双联画》是九十年代末一个短时段的创作，篇幅不大，与其它纯粹抽象形式不同的是，它涉及到对社会与人性的某种哲理性、批判性。这对长期从抽象到抽象的创作形成一种互补与平衡，这种互补与平衡也是我艺术实践上的一个特色。

　　“拼贴”除波普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方式外，更早的象马瑟维尔、布拉克，包括毕加索等，早就作为创作手法反复挪用过。《双联画》系列中两幅并置是一种包含对比的方法，不能视作拼贴，在记忆中这一系列没有采用拼贴技法。但“魔方”与“宇宙”系列中采用了部分拼贴方式，在柔性水墨中产生硬边效果。因早年搞过拼贴，觉得这种手法驾轻就熟，后来在创作中该用时就用上。不过当下创作的“消解系列”中，采用传统国画裱托与撕的手法，与拼贴是大有区别。

　　KU：1998年，“书象系列”更明确地回到中国，回到东方，回到书法，是否是通过西方现代艺术对东方绘画的借鉴，重新发现了传统更新的可能性？为什么选择从书法去突破？

　　H：人生很多事都是模糊的，说不清楚。随意性与机遇常常倒是一个起因。

　　“书象系列”主要是自己想调换一下口味，在书法中寻找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原素，一时兴起疯狂了一番。后来还写了一篇《一家之言》在《美术报》及网上发出来了，引起了一些书家与网友的热评。

　　“书象”本体上还是抽象实验水墨，沾上了一些东方传统文化的气息。在我眼中，无东无西，无古无今，一切将当下实实在在的个体审美体验奉为圭臬，在形式上做文章。

　　KU：这部分创作是否在你的创作中所占比重不大，更多是在做一种实验，为下一步新的出发继续能量？

　　H：是的，“书象系列”作品数量有限，说不定以后兴趣来了还会再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想的就是在过程中寻找一种更为单纯的形式与力量。这种交叉性的系列创作习惯，与自己口才拙笨，内心深处却不时有一种缓慢的跳跃性思维有关。

　　KU：2002年起始的“抽象水墨文人画”的提出，是您在水墨领域与现代艺术领域探索的一个交汇性的成果。也是西方现代艺术产物在中国落地，与中国艺术传统对话的一个可能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在您的艺术发展轨迹中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