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视觉文化及其研究的再认识

　　视觉文化的学术理念传入中国已快二十年了，作为一门学科，视觉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和高校也热了十多年了。但是，在西方学术界的金字塔上，当视觉文化研究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子，走向通俗文化时，中国学术界却反其道而行之，循着自下而上的路子，将视觉文化研究做成了玄学。中国的时髦学者们热衷于二战后西方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所谓的“法国学派”，这与视觉文化的初衷南辕北辙，颇有点高处不胜寒之感。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视觉文化及其研究。

　　一、学术定位

　　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视觉艺术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雅到俗的三个阶段：美术、艺术、视觉文化。这一过程是概念认识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指20世纪初，西方学术主流恪守传统的“美术”概念，将视觉艺术限定为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到了第二阶段，由于建筑以其实用性而从美术领域独立出去，于是，早期现代主义便引入了新的艺术样式，“艺术”的概念包括了绘画、雕塑、摄影三者。二战后的晚期现代主义进一步扩大了“艺术”的概念，纳入了行为和装置等新兴的艺术样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后期，由于后现代的民主和平民文化改变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也由于科学技术和商业消费对艺术的渗透，大众参与的新媒体成为新的艺术样式，与艺术界的“当代艺术”概念相呼应，“视觉文化”便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

　　其实，视觉文化早已有之，起源于人类文明之始。从字面上说，所谓视觉文化，是指双眼可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如史前人搭建的栖身之所，这成为后世建筑的雏形，再如史前人用兽皮缝制的御寒之衣，这是后世时装的雏形。但是，一些天然的视觉景观也能与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共鸣，从而被赋予人文内涵，例如文明人以审美或实用的眼光去观照自然风景，并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于是这风景便不再天然，而是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愿，被人格化了，在人心中转化为一种视觉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人作为符号动物将自然景观符号化了，更不用说社会景观或人文景观了。与此相应，所谓视觉文化研究，便是对这些人为和自然形态的视觉产品或视觉现象所进行的研究，是对视觉符号的阐释。

　　同理，视觉文化研究也早已有之，与视觉艺术研究同步出现。当代学术中的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概念，是今日高等教育的一门新学科。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视觉文化研究都是时下的显学，它研究以视觉方式为传播媒介的文化现象，包括了几乎所有的静止的视觉图像，例如绘画、雕塑、建筑、摄影等，以及动态的视觉图像，如电影电视、媒体广告、视频新媒体、通讯媒体等，例更有生活空间里的三维图像，如可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社会景观和自然景观等。同时，这一学科还研究关于视觉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如图像学、符号学、叙事学、语言学、传播学、艺术史、文化史、文化人类学等等。

　　视觉文化研究作为后现代思潮之后西方学术转型发展的产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史学界，到90年代确立，处于艺术史研究的前沿，并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如果说20世纪前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那么20世纪后期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便是一种平民文化和通俗文化。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后现代高峰时期，“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兴起，它一方面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反对精英和中心、关注边缘和底层的主旨，转而关注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另类文化等边缘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以玄学的方式出场，渐渐取代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成为人文主流和显学。

　　如果细察西方学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视觉文化研究大热之时，以及稍后，还有“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研究。在时间上，文化史研究出现于文化研究之后，可以看做是文化研究中的历史研究。进入21世纪，西方的英语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述，例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什么是文化史》(2008)和阿康格利(Alessandro Arcangeli)的《文化史概论》(2011)。这类著述中与艺术史相关者，有洛瑞·谢奈(Larry Shiner)的《艺术的发明：一部文化史》(2001)、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的《现代主义：一部文化史》(2005)、玛丽恩(Mary Warner Marien)的《摄影：一部文化史》(2014)。这一学术新动向说明，文化研究从横向转向纵向，从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转向当代的历史主义，也说明视觉文化研究从艺术史转向当代艺术研究。

威廉·莱瑟姆 突变 虚拟现实艺术创作 2016年 图片：艺术家

　　二、学术谱系

　　今日视觉文化和视觉文化研究正是在上述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先是应和了读图时代和消费社会之快餐文化的要求，随后被学术化了，成为21世纪初的新显学。由于研究者的具体关注点和研究方法不同，视觉文化研究便有了诸多谱系，在中国学术界至少有三大谱系：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分别是文化哲学研究、视觉艺术研究和传媒技术研究。

　　文化哲学一谱是快餐文化与低俗文化之学术化的典范，在本质上与文化研究大同小异，热衷于玄学话语。所谓玄学，在此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相悖于现实，二是指颠倒了艺术与理论的关系。前者来自西方左翼的激进思想理论，以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代表，例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学派(这一派或许还算不得真正的学派)。20世纪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将狂热的革命付诸行动，证明了西方左派的学术思想若被付诸实践将是社会的灾难，例如1968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事件。那时法国的激进知识青年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运动的直接影响，而法国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们，也多有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运动者。

　　至于艺术与理论的关系，在欧美知识分子的暴力活动结束后，尤其是越南战争结束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从街垒战场返回书斋，复归为意识形态，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自己未竟的理想，转而热衷于玄学。其中那些对艺术有兴趣的，便移情于艺术，在自己的著述中用艺术来解说左派理论，将艺术当成了理论的插图。这样的插图师既有理论家，也有画家，既有做得让人信服的，也有做得让人不信服的。让人信服者如福柯和美国后现代画家马克·坦西(Mark Tansey,1946— )。福柯对艺术的三大论述，皆以艺术为插图，例如，以委拉斯贵支的绘画来解说认识的秩序，以马格利特的绘画来解说书写文本与视觉图像的关系，以马奈的绘画来解说视角问题。当然，有学者指出福柯并不真懂绘画，他所解说的马奈绘画《酒吧女郎》暴露了他不理解绘画透视和镜像反射的关系。但是，福柯并非画家或艺术史学家，他并不在意透视关系是否正确，而是在意视觉秩序及其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