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涌 邹成】积极语用：学术评价的重要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精神，是文化强国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而新颖鲜活的思想理论的诞生，无法离开以表达为本的积极语用。针对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界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这对学术评价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积极语用是学术思想活力的生动表征

学术话语的新旧和强弱，反映着研究主体语用的“活力指数”。消极的语用，概念老旧，套话连篇，空洞无物，难于启发和感动读者的心智，更遑论学术的贡献；而积极的语用，概念创新，判断深刻，理据充分，逻辑链条缜密贯通，显示着强大的理性思辨力——这就是研究主体作出的重要学术建树。因此，积极语用的内涵及其形态风貌，构成了学术论著外在的显性标志，极其深刻地表征着学术论著内蕴的思想含量和理论品格。由是言之，积极语用就成为学术评价应该依循、可以操作的重要抓手。久之，激励研究者以话语创新为目标的积极语用，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孕育出强大的“学术软实力”。

长期以来，消极语用现象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学术论著流行的是简单套用外来话语或者传统固有话语，以致遗忘了“言说者是谁”、“为谁而言说”、“何语境言说”，致使语用主体的自主独立地位日渐淡化甚至消解。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语用问题的重要性——它既是解开各国文化命运奥秘的钥匙，更是开启未来文化发展空间的钥匙。脱离了语用，学术知识就少了生动和活力；而欲评价学术，则更需聚焦语用问题。

就概念而言，积极语用是研究者在长期积累、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于特定语境中对具体话题缜密论证、独立判断、精彩评论的言语行为和言语过程。“积极”指称研究主体在强烈建树意识、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驱使下而呈现出来的表达主动性、个体性和深刻性，集中表征为学术研究中释放出来的表达活力；质而言之，积极语用是研究主体学术创新精神“鲜活存在”的彰显。没有积极语用，就不能承载积极的学术探险精神；而没有积极的学术探险精神，就同样没有足以表征学术探险的积极语用。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因此，判断是否积极语用、何以积极语用，可以成为评价学术思想原创力高低强弱的一项重要标准。

积极语用要素：新概念、新判断、新文风

作为研究主体思想活力的集中呈现，积极语用涵盖真正研究主体的所有言语行为与言语过程。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其论著中新概念、新判断、新文风清新扑面，字里行间更是激荡着真理探求者的浩气、热情和理性活力。无论是义正辞严的辩驳，还是缜密严谨的立论，积极语用的鲜明风格一以贯之，留给后人极其深刻的启发和难以平息的感动。从学术评价的立场出发，新概念、新判断、新文风是审视学术评价对象时必须关注的三大积极语用要素。

第一，新概念是学术评价的逻辑出发点。凡是富于思想内涵的优秀学术论著，必然以创造新颖、鲜活、具有可持续学术成长价值的新概念为特征。因为，这种新概念是特定思想理论的一种外部“标识”，凝聚着学术主体深厚的专业功力和增值潜力。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剩余价值”、“异化劳动”等特色化新概念，浓缩着他全部的精华性思考，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最终秘密与工人贫穷的真正原因。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所有语言学理论，被概括在“转换生成语法”这一标志性的特殊概念中，成为这位具有全球影响的语言哲学家的专属文化符号。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其重要学术贡献就在于用“前喻文化”、“后喻文化”、“并喻文化”等概念来概括自己长期学术研究的创新发现。新概念已经超越了作为外部包装的词语形式，实质性拓展到内涵——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核心揭示；同时，新概念往往成为贯穿研究者学术探险始终的主线索，为独特的个性化研究铺设了思维运行的逻辑轨道。因此，新概念蕴含着一种学术研究的独特的价值意蕴，具有很高的标志性意义。当我们回眸某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时候，不得不聚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独特概念，并凭借这种概念的深刻性、普适性、创新性来判断它所统领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价值高低。另外，真正科学的新概念具有学术增长的可持续价值，象征着后续学术发展的新阶段、新境界。总之，努力寻觅并自觉发掘某种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新概念，正是我们展开学术评价时需要把握的一个出发点。

第二，新判断是学术评价的本体内容。如果说新概念为学术研究铺设了逻辑论证的必要“轨道”，那么，新判断就是思维运行的“目的地”。从新概念出发，到新判断为止，其间辅以材料梳理、比较分析、归类提升——这一有序进行的思维运作过程，就是学术意义上的逻辑论证。审视学术成果、评价其高低优劣，就是对建立在新概念基础上的新判断进行发现、推敲和验证。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征程的宏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以标题呈现出来的新判断而成为呼唤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嘹亮号角——它释放了人们面对诸多复杂现实问题的思想活力，进而带动了物质生产创造力的伟大解放。作为当代政治学的一笔重要思想遗产，“邓小平理论”就由诸如“实事求是”论、“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三个面向”论、“初级阶段”论乃至“猫论”等一系列著名判断所构成——新判断无疑就是其理论的精髓。因此，如果我们赞同马克思的著名判断“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这位哲人的判断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主体人以新判断所反映出来的思维创新，逻辑地对应于客观世界的伟大蜕变。思维有多么活跃，判断有多么创意，人类就能够走向多么迢远。这里，新判断实质上构成了贯穿思想理论成果的主题线，显现为学术评价必须重视、可以依循的一种必要抓手。

第三，新文风是学术评价的风格要素。审视一种学术论著，总体语用风格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当我们面对马克思的论著时，仿佛亲耳聆听这位思想深邃、激情迸发、才气纵横的伟人在诉说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感受到智慧的启迪、诗性的沐浴、审美的陶冶——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化经典：集理性和诗意于一体、熔美感与沉思于一炉。大凡卓越的学者，其优秀论著自然烙印着自身独特的语用风格，或冷静理性、缜密演绎，或热情澎湃、深刻阐发，或细腻论证、针脚绵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彰显出研究主体的个性化语用风格。深刻而独特的理性思辨，伴随着与之和谐相称的表达风格，包括开放的语词组合、灵活的句型表达、特定的文脉气势、鲜活的语流节奏……它们与内涵饱满的新概念、新判断浑然一体、表里相谐。学术界曾有一种固化的流行观念：理论学术论著只需要讲清观点、理顺语料、表明思想，不必追求文艺作品所特有的审美品格。虽然文艺的感性美与学术的理性美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特色，但是杰出的理论学术论著同样需要气度不俗、品质高雅的感性美——它与内在理性美的有机融合，可以使理论学术论著抵达人类文化创新的高境界。东方大地上正在崛起的文化创造时代，确乎需要新文风的问世，而学术评价更是需要以崭新的评判标准来催生灿烂多姿的新文风，催生这种新文风承载着的新概念、新判断的同步问世和持续增值。

积极评价是重塑“学术中国”的必然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创造“学术中国”并让世界充分欣赏，这是当前学术界一项崇高的文化使命。

如要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使命，积极评价学术论著是必然的选择。既然语用是思维的表征，那么积极语用就逻辑地成为积极思维的重要标志；而展开积极评价，则是创造“学术中国”的可行途径。所谓积极评价，是指聚焦学术论著的新概念、新判断和新文风而彰显其思想内核、创造精神的发展性评价行为。

学术评价的发展性价值导向，曾经被长期流行的片面评价观念所遮蔽。功利主义思潮裹挟下的学术评价，过度关注获奖者为谁、获奖主题和内容为何、学术背景为何等刊物以及何等出版社之类形式要素。这种外在形式大于核心思想的所谓学术评奖，固守着“只到评价为止”的旧观念。而发展性价值导向下的学术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也不仅仅是为“追认”学术贡献而评价。真正的学术评价需要超越“评价本身”，着眼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建设与未有创造。以新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新判断为必然归宿、以新文风为基本形态的学术论著，必然要超越既往的旧观念、旧思维而前瞻性地指向未来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之构造，甚至指向蕴含深邃新意的学术研究新范式的创建，从而在学术发展史上产生可持续的深远影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