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研究

开展学术研究，关键要有问题意识。可以说，学术研究靠问题意识引领。这里以文学研究为例，略作说明。

文学是民族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繁多，代有所胜，许多优秀作品有着长久的魅力，至今为人们所喜爱。如何做好文学研究？关键是将问题意识贯穿其中，即便一般性地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人物形象的文章也应有针对性，立论中应有回答问题的意义在。我写过《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文，其背景是当时有历史学家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却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进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其实，历史著作与小说的性质、功用是有区别的，历史著作要真实，写人重在写事(行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小说是虚构叙事，写人重在表现其性情和行为的忠奸善恶等。所以，认为“《三国演义》写曹操只遵从旧的道德观念，把他一切行为都归于‘奸’”，这是不科学的，而且《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还是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及其政治行为的机变智巧，十分生动鲜活，有其文学的价值功能，不应否定。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才撰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帮助人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轻信种种不经之说。

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对一些理论有清晰的判断力。比如，西方的接受美学在我国曾颇为流行，文学专业的学生纷纷用其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细细斟酌其中的问题就会发觉：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是抬高读者在接受中的地位，放逐作品文本，不承认文本有既定的思想意义，而展开论述时其理论却又返回文本，几乎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文本。尽管其中有些论述是不错的，但有的理论家为抬高读者的能力，把“读者”的概念缩小为“有知识的读者”，有语言知识、懂得文学，便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破解文本“未定”的意思。这就又回到了他们所反对的传统批评理论，反而可以作为批驳其接受理论的论据。正是在问题意识思维下，我们才能抓住接受美学的软肋。

问题意识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升华。有人做文学研究偏重于价值判断，对优秀的作家作品重在肯定、称扬，而不注意认知性的解析，没有将其放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缺乏历史的联系和比较。事实上，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史应该多想些问题、多学点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应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应提升到理论层面。比如，研读蒲松龄的诗文和小说，会发觉《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具有作者自况、自悲、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进而可以提出问题：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聊斋志异》做的、屡屡为研究者所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是不是不够确切？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是作者记述的内容，以“明神道之不诬”；而蒲松龄收集撰写狐鬼花妖故事，作为抒情言志的方式，具有了形式、手法的性质，原有的神秘性也就被文学的审美性所取代。这就不仅揭示了《聊斋志异》与以前志怪小说的根本区别，也使人明白了，在文学发展中原本迷信观念中的事物，在人们摆脱迷信意识后依然不会完全消失的缘故。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诠释、评论作品自然是最基本的任务，但还应扩展到对文学的历史演变和规律的认识。

再论《西游记》这部小说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显然不能解决怎么看待这部神魔小说这一根本问题。但如果有问题意识，并用历史和文学的观点来对《西游记》故事演化进行研究，就会得出这样的认知：唐高僧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初的弘佛宗旨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家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连取经的主角都发生移位；到明中期受到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了内在肌质的裂变，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取经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挪揄、戏谑，呈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倾向，这就是《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历来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的流行观念总结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不切实际，也难以自圆其说。

(原载《人民日报》京2015年第11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