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懿杜育红】学术系统“马太效应”研究及其启示

2017-01-22 08:14:45　

一、引言

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对于大学而言，良好的学术声望与研究条件能够吸引来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得到学术精英指导的学生能够大幅提高其科学修养，置身于顶尖学术联系网络之中，同时又能增加其参加学术交流和发表论文的机会，而日后这些学生的成就又会给母校带来声望，从而引起新的循环。对于学者而言，在学术上获得某种头衔或者声望，更有利于个人成就的不断提升，并从而引起新的循环。此即为学术系统的“马太效应”。

很容易观察到的是，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系统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只有少数学者能够成为精英，也只有少数高校能够成为名牌高校。处于塔尖的名牌高校往往得到更多的经费投入，拥有更多的精英学者。精英学者更易获得大的项目与课题，其团队也往往是人才的集中地，科研经费的来源渠道多，科学研究被关注和科研成果发表的能见度高。故而，在被问及心目中最好的十所大学时，人们给出的答案几乎不存在差异。在商界小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成为行业领先者的奇迹屡屡再现，而在学术界却鲜有先例。在学术系统中为什么存在如此不平等的布局？名牌高校、精英学者获得大量的经费投入又是否合理？

迈克尔认为，“马太效应”的意义是中性的，即当科研资源确实分配给水平较高的科研人员时，科研产出最多，这样科研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能够实现最大化[1]。我国科学界、科研资助机构也往往利用“马太效应”的这个作用，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

2012年7月，学术界曾爆出这样的事件：作为闽江学者的某教授被发现其在国外的博士学历造假以及曾在美国某大学任职的职称造假。事发的前3年，共指导10位研究生，其中两位已经毕业；以她作为通讯作者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影响因子最高是4.337；以她为主持人获得了6项科研项目；其间，她还获得四项国家专利，其中三项是第一申请人，一项是第二申请人。该事件似乎向人昭示：只要在研究条件上得到较好的机会，即便在资质上有所不足，他们仍可以在个人成就和获得报酬上遥遥领先，并最终成为学术精英。这个事件以及学术界广泛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让人反思：是否头衔、声望本身具有生产性？由头衔、声望引发的“马太效应”对于学术发展的作用是怎样的？是推动抑或阻碍？这对于学术界和科研资助机构合理配置资源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呢？从已有研究看，学术界围绕学术声望与学术产出、学术交流、资源配置等方面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本研究拟综述相关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分析和审视学术系统“马太效应”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为相关机构合理利用“马太效应”、优化资源配置等提供依据与参考。

二、经验研究的发现

(一)关于资源配置

具有较高声望的学术机构能够吸引和集中优秀人才。对美国诺贝尔获得者的统计发现，有半数学者就职于五所大学[3](P241)。较之于那些不知名的学术机构，高声望学术机构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据统计，在1979年至1980年，提供给美国学院与大学的全部科研基金中的64％归于前30所大学，其余约3000所研究机构分享所剩36％的基金份额[4]。

麦卓夫等曾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的申请人和参与项目函评的学者开展过调查，当问及在申请书旗鼓相当的情形下，不同机构间的申请者是否机会均等时，52％的评审人和61％的申请人认为来自知名高校的申请比其他高校更容易获得通过；29％的评审人和16％的申请人认为两者机会均等[5]。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采用单向隐匿的同行评议方式，即评议人信息对于申请人保密，评议人除了知晓项目申请的具体内容、方法、思路等，还了解申请人的详细信息，包括申请人的受教育经历、研究经历、工作履历等。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申请人的学术声望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评议人的资助决定产生影响。

在我国，科学体制化的独特发展路径，使得学者兼任行政职务成为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普遍现象。被选为“双肩挑”干部的学者，通常具有较好的学术声望与背景。有学者对大学的学院院长当选前后其所在学科的学术产出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院长的当选对其所在学科的论文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一方面，学院院长在资源分配、机会给予方面在其学院内部有一定的倾斜情况，院长所在的学科获得相对较多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拥有院长行政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事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而使得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院长所在学科作为自己的学科方向，研究人数的增多提高了学院在此学科的学术积累，也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6]。

(二)关于学术交流与认可

发表论文是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有研究者对不同领域的38家权威期刊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仅有11家期刊采用双盲法审稿，采用真正的双盲审稿的稿件录用率只有5.5％，而采用假双盲审稿(双盲评审中有45％的稿件，通过其参考文献可以辨别出作者)的稿件录用率为16.4％，采用单盲审稿的稿件录用率达到15％[7]。由此，可以推断出作者的身份在其中会发生某种影响。

面对各自领域内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寻找他们所关注的研究时，作者声望即为重要线索之一[8]。有学者在引文研究中发现，在同等情形下就职于有较高声誉的机构的学者，所获得的认可比那些就职于不知名机构的学者要多，当不同科学家分别独立做出类似科学发现时，具有较高声望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成果将得到更快、更广泛的引用[9](P622)，而由不知名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可能被忽略很多年。譬如：沃特斯顿有关分子速度的经典论文，当时被认为“一派胡言”，傅里叶的热传导经典论文也等了13年才得以发表。克兰用出版物的数量(暂未考虑质量)作为科学产出的测量指标，发现在一流高校中高产的科学家，比在较低层次的高校中有同样产出的科学家获得的认可(引用)更多[10]。也就是说，具有较高声望的学者更可能被认定取得了特定科学贡献，并且这种可能性会不断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学者，其学术贡献的认可往往会受到一定抑制。当具有不同声望的学者独立并且几乎同时做出相同的发现时，荣誉也往往归于有较高声望的学者[9](P614)。

是否兼任行政职务往往也会对学术荣誉分配产生影响，以2009年教育部评出的百位高校名师为例，只有10％的学者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其余90％的学者都拥有校长、书记等头衔[11]。

(三)关于学术产出

在学术产出方面，不平衡现象十分显著。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每位学者平均发表3－6篇论文，1％的学者发表10篇以上论文，最多产的学者在一年中发表40篇或者更多的论文，即不到两周就发表1篇论文[12]。

有研究表明，职称与学术产出之间关系密切，教授的科研产出显著较高，而副教授和讲师的科研产出差别很小；当职称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后，科研产出将减少，在准备再提升教授职称前，科研产出又将增加[13]。

一些研究认为，学者的学术产出情况更多地由他们所就职的学术机构的声望所决定[14]。Keith等基于政治科学的研究发现，高校声誉较之于院系业绩对于学者产出的影响更为显著[15]。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毕业于知名高校的博士的产出显著高于其他高校的毕业生[16][17]，如果曾经师从精英学者，则相对会有较多的学术产出[18]。

吴建南等基于管理学科的研究发现，科研项目主持人担任行政职务对于学术产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19]。本课题组基于化学学科的研究发现，兼任行政职务与学术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结合与相关专家的访谈和交流来看，“双肩挑”学者通常是从教学、科研等各方面比较优秀的教师队伍中选拔出来的，兼任行政职务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精力分散，但有利之处在于有助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提升学术视野及其学术影响力等。另外，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在理工学科领域，“双肩挑”学者背后往往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科研团队。

综上，我们发现，学术声望在学术资源与配置、学术交流与认可以及学术产出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抑制或者促进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学者及就职学术机构在学术系统中的地位与声望。在学术系统中处于有利位置的学者、机构，更容易借助于声望的“马太效应”而产生社会强化，进一步提升其知名度，并得到更多的荣誉和资源，产生赢家通吃局面；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学者、机构，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其成就和进步则不容易得到认可，产生弱者恒弱的局面。

三、主流的理论解释

对于学术系统的“马太效应”，主要有两种主流解释：一是以默顿等为代表的具有“普遍主义”取向的解释，他们认为少数精英主导的分层格局主要源自于对科学发现的贡献以及“马太效应”的社会选择过程；宏观意义上的“马太效应”——学术系统的内部分层结构，则源自于导致科学资源和天才集中化的社会选择过程[9](P369)。也即学者学术地位的分层以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主要归因于学者的成就及其优秀品质，包括天赋、人格特质、动机、工作习惯、勤奋与努力程度等，而与学者的社会化过程没有关联[20]。学术界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在此过程中，优秀者被吸纳到高声望的高校或者院系中，这些机构具有较好的研究条件，有高水平同行之间的频繁交流，以及良好资质的学生和研究助手等，由此强化了优秀者的竞争优势，因而他们产出高、质量好，更容易被认可。这种累积优势的“马太效应”正是普遍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基于个人能力与成就的认可。而不是基于外在个人的社会因素[21]。

二是以马尔凯等为代表的带有社会建构论的“特殊主义”取向的解释。这类解释认为不同学者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达成的共识程度，决定了他们得到认可和回报程度的大小，进而形成了学术系统内部地位等级分布的差异格局，而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在学术系统内部的社会网络关系[22]。那些在学术系统内部拥有高等级地位的人，往往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不仅能左右选题与研究方向，还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进而表现出典型的“马太效应”[22]。以文章引用情况为例，文章的被引频次更多地与作者在学术系统等级结构中的地位有关[23]。布里斯以社会学的学科圈子为研究对象，发现在高声誉的大学中存在教师聘任的交流关系，这种关系构成具有资本价值的社会网，他认为这种社会网资源的相对集中可以解释80％的机构声誉差异，且这种声誉差异与学术产出无关[24]。

也就是说，对于学术系统分层结构的形成以及围绕学术声望展开的“马太效应”，“普遍主义”取向的解释将其归结为自致性而非先赋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并认为学术界内部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和不平等结构具有合理性；而“特殊主义”取向的解释将其归因于外在支持条件和因素，如毕业机构、就职机构、导师关系等。

四、讨论与结论

首先，基于累积优势的“马太效应”，对于个体而言，会使得研究条件等各种有利因素不断形成，加速学者的成长，这表明良好的科研条件对于学者学术研究的有序开展，以及学术产出数量、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学术机构而言，这会使得精英学者云集、优势资源集中，这又有助于引发同群效应、学习效应，受周围精英学者的影响，其他学者的行为和行为结果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有助于加速学者的学术成长，进而推动学术发展。

其次，必须注意到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资源、条件分配的不平等。精英学者、精英学术机构占据大量机会和资源，不断累积优势，而处于劣势的学术机构、学者，很难迎头赶上，上升流动的减少、结构的固化会使得学术发展的步伐变小。那些最初没有做出成绩、未能进入精英学术机构的学者，在学术系统中处于不利地位，若要取得成绩需要付出更大的艰辛和努力，因为他们和那些已有声望的学者在竞争条件和机会上是不均等的[25]。学者的努力及其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和机会共同构成了学术产出的投入要素，在一些实验学科，学者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资源条件等的制约。基于学术成就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制度设计——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实际上，这不但回报了学者的努力，还回报了学术机构的良好声望以及各种发展资源和条件等。

第三，基于特殊主义选择机制的“马太效应”会使人才埋没，造成学术体系日渐僵化。“马太效应”使得学者在学术成就和声望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产生了学术权威。这有利于提升学术共同体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在学术权威产生以后，则难以避免学术权威利用学术权力干预和影响学术发展。少数精英学术机构中的精英学者是权威期刊、政府资助机构、相关学科的掌门人、高级顾问，他们往往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取资源，甚至影响科技政策。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与这些学术权威、精英学者之间的强联系，一些学者往往更容易在学术竞争中获得资源优势、竞争优势，继而在“马太效应”作用下不断累积、强化、放大优势。长此以往，将使得其他人才被埋没、学术体系日益僵化，这对于学术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学术系统“马太效应”具有加速学者学术成长、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但如果不加限制地放任和利用“马太效应”，又可能埋没人才，使得学术体系日渐僵化，阻碍学术发展。因而，有必要在相关制度与政策安排上，促进“马太效应”发挥积极作用，抑制和避免“马太效应”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减少特殊主义选择机制对于学术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

从“马太效应”引发同群效应、学习效应，进而促进学术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要鼓励学者到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进行较长时间的访学，同时，鼓励一流学术机构的学者利用学术休假到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兼职。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将有助于增进学术交流、改善学术氛围、缩小学术机构之间的差距。目前，学术机构间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内学术机构与国际一流学术机构之间，还存在于国内学术机构之间，故而，不仅要开放国际间的访学交流，更要开放国内学术机构之间的访学与交流和学术兼职。由于文化认知上的同源性，国内学术机构间的访学交流、学术兼职成本较低，但效果却可能更好。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将使那些得到重点投入、优先发展的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带动其他学术机构共同发展，从而提升其整体水平。

从“马太效应”促使研究条件等各种有利因素不断形成，加速学者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学术成就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良好的研究条件与发展机会。长期以来，我国采用重点建设政策，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211工程”、“985工程”等，集中优势资源创建具有一流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研究机构。时至今日，该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培养出了大批高层次人才。然而，不同学术机构的研究条件存在较大差距，已成为弱势机构以及身处其中的学者寻求发展、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掣肘。如果在国家科技投入中加强和推进公共学科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将能够改善处于不利地位的学术机构在竞争条件上的劣势，帮助身处其中的学者有效开展研究，并带来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在抑制、避免“马太效应”发挥负面作用方面，应减少或弱化学术声望、社会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学术认可等环节中的影响。在研究项目等评审中，要不断完善相关规则，尝试采用双向匿名的同行评议方式。在同等情形下，应优先资助来自不知名机构的申请人，由于是同等情形下的优先资助，不会大幅降低科研效率，但却能提升弱势高校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改善不知名机构的人才结构。在研究项目的评审中，应减少固定专家的使用，临时聘用评审专家，尝试采用信息化技术，将项目答辩、会议评审改为网络答辩、网上投票。

收稿日期：2014－02－16

【参考文献】

[1]［美］Strevens M. The role of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J].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2006, (2).

[2]汲培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马太效应”现象分析[J].预测，2000, (5).

[3]［美］Zuckerman, Harriet.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4]哈丽特·朱可曼，刘冰，潘睿．科学社会学五十年[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2).

[5]［美］Mitroff I I, Chubin D E. Peer review at the NSF: A dialectical policy analysis[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79, (2).

[6]古继宝，范蕊，梁樑．行政身份对学科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 (3).

[7]［美］Clemens E S, Powell W W, MeIlwaine K. Careers in print: Books, journals, and scholarly reputation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2).

[8]［美］Menzel H.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Five themes fro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6, (11).

[9]［美］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美］Crane D. Scientists at major and minor universities: A study of productivity and recogni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 (5).

[11]马健生，孙珂．高校行政化的资源依赖病理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

[12]［美］Derek J. deSolla Price. Ethics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 [J].Science, 1964, (3619).

[13]Tien F F, Blackburn R T. Faculty rank system,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Measure refinement and theory testing[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6, (1).

[14]［美］Long J S, McGinnis R. The effects of the mentor on the academic career[J]. Scientometrics, 1985, (3).

[15]［美］Keith B, Babchuk N. The quest for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scholarly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prestige among sociology departments[J]. Social Forces, 1998, (4).

[16]［美］Bayer A E, Folger J. Some correlates of a citation measure of productivity in science[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66, (4).

[17]［美］Long J S, Allison P D, McGinnis R. Entrance into the academic career[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5).

[18]［美］Chubin D E, Porter A L, Boeckmann M E. Career patterns of scientists: A case for complementary dat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 (4).

[19]吴建南，章磊，郑永和．科研项目负责人特征与项目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 (12).

[20]［美］Fox M F.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among scientists: A critical review[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3, (2).

[21]［美］Allison P D, Long J S, Krauze T K. 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inequality in 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 (5).

[22]［芬兰］Tuire P, Erno L. Exploring invisible scientific communities: Studying networking relations within an educational research community[J]. Higher Education, 2001, (4).

[23]［美］Baldi S. Normative versus social constructivist processes in the allocation of citations: A network-analytic model[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6).

[24]［美］Burris V. The academic caste system: Prestige hierarchies in PhD exchange network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2).

[25]王萍．论科学共同体中的“马太效应”[J].科学学研究，1997,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