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 王善平】我国社会发展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80年代始，我国学术界开始跟踪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多学科齐头并进的研究局面逐渐形成，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学术使命被提上日程。在哲学界，对发展问题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已取得较为辉煌的成就，它突出地反映在：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社会发展理论著作或论文，译介引进工作进入深度研究的阶段。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正逐步形成一体化的研究体制，共同致力于探讨人类整体、全面、协调发展这一事关全球利益和人类终极关怀的课题。随着研究信息量的扩大与知识结构的更新，社会发展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如社会发展思想史的演化从学理上得到初步梳理，社会发展研究的问题域得到极大扩展与深化，理论视野进一步拓宽，理论思维空前活跃，提出了一些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思路。在一些传统课题深化研究并被赋予当代内容的同时，新的研究课题日益现实化。提出了诸如发展主体性、发展的全球意识、可持续发展、社会深度发展、社会发展的机遇和代价、社会转型、发展哲学、发展价值观、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交往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

笔者以为，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说明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研究视域的调整，正走出传统意义上研究范式的危机与困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已愈来愈成为广大学者们研究成果中的自觉理性。另一方面也确证了如此事实：一种历史观念或历史认识理论的问世，取决于该观念或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实践的成熟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巨大成果，反映了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历史实践正趋于成熟。

可是，也应当看到，社会发展问题无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它都要比我们主观上的想象和预测更具有广延性、持续性和深刻性。为此，前期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认识界碑。哲学界深化社会发展的研究，任重而道远。目前的研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这里，我们仅就如何更加凸显哲学研究的风格，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

当前要特别注意哲学学科在多学科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优势与定位问题。既要防止哲学脱离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成果，搞“单打一”的空洞抽象演绎，更要防止在吸收众多学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失去了哲学自身研究的特点和个性，把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变成了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或政治学、生态学的研究。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有着一种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国内外有关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生态学、发展战略学等一批新兴学科提供了社会发展研究的最新信息和广阔知识背景，它客观上使得哲学的研究有了全面综合和高度抽象的可能。但也应当承认，一些哲学理论工作者一味地注重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擅长于借用这些学科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范畴，甚至连具体内容的阐述都带有浓厚的相关学科的“色彩”。难怪有学者说，近几年哲学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论文发表了不少，可是有的文章读起来颇有社会学或生态学研究的味道；近几年来哲学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会议开了不少，可是有些会总令人感到其宗旨有远离哲学学科之嫌。

哲学学科的研究优势能否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自身的准确定位。它既不能走向研究方法的独断化，研究体系的封闭化，也不能背离自己的学术立场陷于“产权界定模糊”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的学问，也就是说，哲学所关注的是感性化世界背后的本质存在问题，而不是杂多的现象界感性存在的问题。作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存在的存在”又是指什么呢？笔者以为这并不是任何具体学科的任务，因为它们只占有“存在”的一些部分来研究存在的实体和属性。如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效应；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中经济结构的总量波动如何向社会系统结构宏观变动的传递关系。作为存在的存在，主要是回答存在何以是存在，何以能存在的问题。换言之，支配社会发展存在的能动主体是什么？其历史发展的价值意义何在？因而，哲学对社会发展研究的确定，不单在发展本身中有根据，还在社会的主体——人自身中有根据。后者比前者更重要。马克思曾把唯物史观考察社会现象的根本方法表述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明确地说，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定位应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并以此来建构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原则，把发展与人的生成、道德的提升、历史的进步等人类学目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属人的历史实践问题，离开实践，发展研究便只能驻足于大而无当的抽象演绎层面而无法切入现实的世界中。因此，哲学在多学科社会发展研究中既要保持形而上的理性品位，又要保持形而下的实践风格。其研究领域主要有：（1 ）寻求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念，赋予对象研究应有的历史感和深刻性；（2 ）确定驱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动力系统，回答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变量函数、相关条件及其作用机制；（3 ）探究社会发展与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实践活动的关系，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方面去思考社会发展的本质，解析社会演化创新过程中人的工具手段、价值取向、理性设计、制度调控以及精神现象等问题；（4 ）研究社会发展如何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即“人—自然—社会”高度和谐、统一发展的问题。总之，哲学对社会发展的关注要保持“属人的”、“整体的”、“内在的”、“综合的”、“过程的”、“辩证的”、“实践的”特点。

二

注意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拓展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视野与深度，避免当前社会发展研究中的平面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这有助于搞清楚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与理念，促使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在最具有历史创造力的空间上开花结果。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不乏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反思社会发展问题的好作品，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过多注重对发展问题的现象罗列和观点争论，就发展论发展，就问题论问题，就事件论事件，急于拿出评价性的观点与结论，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无论其解析的语言工具还是知识结构都仅仅停留在对象存在的当下时空坐标下，忽略了对象存在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的关联性，缺乏思维的历史纵深感。实际上，在历史哲学看来，现实思维的对象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而是一个历史时间坐标上永远处于不断被确定过程中的东西，单一的现实思维只能提供并未得到充分确定的事实世界，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思维恰恰是对事实世界的领悟与洞察，它有助于确定当下历史事件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与有效性空间。

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至少可以打开两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注意从一些经典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发掘出解析当代社会发展内蕴的有价值的理念和观点。社会发展是人类变迁的永恒主题，尽管今天的人类对发展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内涵，但我们不可由此推论出，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从未讨论发展问题。实际上，有关社会发展的哲学理念在不少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某些极其精深的观点和思想，至今闪烁着充满现代意义的睿智。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新时代精神（基督教）扬弃已逝精神（罗马神话）的社会发展理念，书中率先从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不单是现实的纪录，而是在时间上有着“过去——现实——未来”的价值指向：发展意味着一种道德的上升运动，即由过去的恶（肉体生活）向未来的善（精神生活）的时间过渡。在空间上有着一般与个别、普遍史与特殊史相联系的构成：发展观念不再作为国别史、民族史来思考，而是作为普世的历史、世界历史来考察；社会发展不再是纯客体变迁的自然法则，而是与人的价值、信念直接同构的主体道德实践的“划时代”确认。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库马博士曾如此评价：“圣·奥古斯丁在其基督教的辩解著作中，将希腊与希伯莱的传统融合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指向‘世俗历史目标’的发展理论，一种从尘世生活走向天国生活的转化运动。”（注：库马：《社会的剧变》，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又如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它从历史的计划、人类的禀性、世界历史、世界公民等角度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哲学理念，尤其是他对“恶”的历史驱动力的理解，把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视为以人类的狂妄、私欲、情欲、野心和战争为代价的变迁过程，这对于思考今天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书中表达了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历史过程论、历史能动性观念、历史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原则、历史认识的上升运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互动性原理、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观念、历史的悲剧意识等，为后人审察社会发展的哲学意蕴，提供了许多具有历史洞察力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思维视角、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成果对当代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当代发展理论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达到近现代历史哲学家的认识深度。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的确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文化传统，失却了它，便失却了发展研究的历史大尺度。

其次，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精神现象问题。社会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无疑，社会发展主要受物质生产方式的推动，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的反作用亦不可低估。历史哲学研究精神现象，其研究方法既不像艺术家那样，通过提出虚构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例子来进行唯美主义的精神塑造，也不像心理学家那样，以抽象形式的机械作用来解析精神活动的本初形式，而是通过历史的还原和逻辑的上升运动去把握和认知精神现象的本质。社会发展中精神现象问题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由社会体制变革而导致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信仰、观念等精神层面所出现的混杂现象的研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巨著中指出，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出来的所有分裂的基础。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并且形成社会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杂乱感，即把自己的灵魂投入无所不容的坩锅里。社会意识形态被揉进了杂乱的混合语言，各种学说被揉和为一种混合主义。然而，唯有历史哲学能够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精神混杂现象作出清理和分辨，从意识的紊流中抽引出精神现象的时间链条、因果关系和逻辑序列，并对各种精神现象发生、发展的认识论问题作出深入考察。其二，对游离于历史必然性之外的、与社会发展直接相背离的精神现象作出透析。每当社会处于重大的发展变革时期，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拐点的力量与意义，有人抱守陈旧的观念和思想，把精神投入在复古主义的窠臼中；有人远离现实，把观念无限地指向虚幻的未来，从而深陷于乌托邦的迷雾里；还有人崇奉及时行乐的现世主义观念，在精神颓废的虚无主义中放纵自己。所有这些，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都根源于某种错误的认知方法：要么追求感性的确定性，要么驻足于知性思维，要么满足于抽象的普遍性。这说明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透视社会发展的本质，从而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社会发展理念，它不是用简单的客观必然性所能推出的，它需要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方法。其三，以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尺度与“现实性”眼光对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及其精神现象的“现存性”进行批判，为发展的深度推进扫除精神障碍并提供前瞻性指导。历史理性以其内在的否定精神，将一切现存事物视为日益丧失其合理性的有限存在，历史理性的批判有助于历史认识的触角更接近社会发展的本质，只有这种批判，才易于见到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也只有这种批判，才能打消现存世界的固有惰性，使已经熄灭了的世界精神的火焰重新燃起。

三

注重从经济哲学的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注意克服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加以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近几年来，有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存在着如此认识误区：社会发展问题的提出是为了纠正一种片面的经济决定论，而哲学应致力于经济发展以外的社会发展问题。这种认识是相当错误的。哲学的确把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它不可能漠视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首要位置。面对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哲学界已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域指向现代经济哲学，这既是时代对哲学理性的召唤，也是哲学摆脱困境、寻求新发展的一种努力，更是当代哲学关注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最佳结合点。

开展经济哲学研究对开拓、深化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社会结构最深厚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生活最本质的存在是人的经济生活，因此，恩格斯指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结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其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呼唤着经济哲学。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实践。市场经济的推进既需要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与设计，更需要哲学家的理性穿透与洞察。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社会上多种矛盾不断分化和重构；另一方面，在改革模式的选择和建构中又不断产生着新的矛盾。如此众多矛盾的解决，无不需要借助具有理性思辨功能的哲学，特别需要把哲学溶化于经济的经济哲学。再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建能否成功，直接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鲜活的市场经济实践大潮的冲击下，正面临着范式转换的理论危机，如何实现自觉转换，其首要前提是展开对传统经济学抽象前提的批判，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批判的工具，犹如马克思借助于辩证哲学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导致古典经济学范式革命一样。

经济哲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可以有两大领域：其一，关于市场经济发展中人的发展问题。在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规律中，实存着大量的人的发展问题。尽管经济学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行为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经济过程也是人们的现实实践过程，人的市场行为、精神因素、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现实经济过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的变化，对改革的深化和顺利进行，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围绕着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有：从宏观来说，应研究经济增长、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起的社会总量波动向行为主体传递并引发的诸矛盾分析；市场经济的人格模式、价值取向的历史定位。从微观来说，应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定位，它包括利益主体的多层关系以及利益主体向素质主体的过渡等问题；产权界定与转换过程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股份制推进中人力资本与经济激活的关系；人的因素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个人经济行为中能动性作用的范围和条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等。

其二，关于社会发展中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有效空间问题。传统经济理论由于自身的缺陷，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经济哲学旨在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并通过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对流，实现哲学对经济学的改造，以加大哲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实践指导的力度。应当说，经济哲学一个重要视域就是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即哲学对经济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式革命中的影响在其空间上的张力和时间上的绵延给予理解力和判断力。传统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解，尚未超越一种学科分类研究上的形而上演的“分析”态度和传统。客观经济世界原本没有任何科学界限的设立，当今人类学科研究的认知水平早已进入新的“辩证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研究应多一点综合的视角。尤其是面对步入智能化时代的经济世界，市场不确定性在增加，复杂性在扩展，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上升，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离不开哲学的帮助。哲学可以为经济的理性预期提供认识论机制；为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提供逻辑框架和批判工具；等等。一句话，哲学对经济学的穿透力，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对经济现象的穿透，而不是先验的观念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演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经济学的主要概念、范畴的演变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古典经济学范式构建与欧洲17、18世纪大陆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其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影响；近代实证经济方法和实证哲学方法的关系；静态均衡分析与动态均衡分析的哲学依据；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在价值判断、经济理论和道德方面分歧的哲学本质；理性主义方法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派中的影响及其在现实中的衰减；经济学家的哲学世界观与哲学方法论；经济学中的决定论问题及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异同等。

四

注重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研究，克服目前存在的重发展理论的解释功能轻方法论功能、重一般发展观念研究轻社会发展分析方法研究的倾向。哲学不仅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我们的研究既要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应当怎样”、如何操作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强理论在发展实践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当前学术界的众多研究成果似乎比较多地停留在对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规律性、机制性的诠释层面上，如对发展的机遇问题的研究，主要阐发了机遇范畴、机遇的特征、机遇所蕴涵的发展寓意、机遇与偶然性必然性的关系、机遇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等道理。无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笔者以为，回答“是什么”还要落到究竟“怎么干”这一点上，如何在现实中发现机遇、珍惜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恰恰是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又如对发展的代价问题的研究，我们往往对何为代价、代价的必然性、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必要代价与不必要代价等问题的论述较多，而对如何在实际中建立正确的代价思维、如何正确把握代价付出的合理的“度”、如何控制由减缓代价的付出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和压力、如何缓解由代价的付出可能诱发出的种种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论述较少。

社会发展理论内涵着世界观问题，也包括方法论问题。说它是世界观问题，是因为理论所解析的观念、思想、判断、公理、结论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研究者对现实世界发展的总体看法，表达了一种发展的自然观、发展的社会史观、发展的意识形态观、发展的人道主义观。说它是方法论问题，是因为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实践功能，透视着主体通过理论介入生活实践的工具理性的目的所在。发展理论并不是供人鉴赏的艺术品，而是指导发展实践、改造社会的理论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发展问题的方法论研究主要有两层含义：在表层意义上，它主要指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总结和逻辑整理，着眼于为各学科的发展研究提供更具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方法论指导；在深层意义上，发展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并最终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解决人类发展困境的思维方式问题。注重对社会发展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在于：提供发展的方法乃是达到促进发展目的的必要手段，研究发展理论、提出发展任务，关键是要提供完成任务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缺位，必然导致深化社会发展研究的整体水平都停留在应急性政策操作层面，而这些操作性建议又往往因为缺乏形而上合理性支撑，在实践中必然陷入困境。

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主要课题有：一是注意从社会发展理论的每个原理中剥离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原则。如就社会发展的系统协调原理而言，可否在探索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客观机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处理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再如就社会发展的“交往”原理而言，可否在研究社会交往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机制的前提下，重点探讨如何加速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区域与区域间交往、个体交往与社会交往，以保证发展的激活性与持续性问题。二是注意将社会发展理念直接转化为政府决策的方法论依据，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这方面的工作尤为迫切。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牵动着政府决策部门，它要求每一重大决策必须有更高的科学化、智能化、集体理性设计的品格。理论工作者要当好政府决策的“外脑”和“参谋部”。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应当将更多的人力投放在这一阵地上，着重做好三种类型的方法论课题：“建设性课题”，主要将发展原理转化为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政策性方法，给予政府决策以前瞻性指导；“指定性课题”，主要承担由政府根据现实发展的实践要求和问题所指定的课题，哲学工作者的工作区间应定位在提供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以及实现经验方法向理性方法的提升；“诊断性课题”，主要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对现实发展进行跟踪并提出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期，由体制转换所暴露的政府在某些方针、政策、方法上的决策偏差给予必要的诊断，旨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199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