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李河 张志伟 彭永捷 干春松】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话题一：学术规范与超越学科界限

陈嘉映：有这样一种说法，“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这个概括的准确性可以商量，但我认为学术和思想的确不尽相同。“从学术到思想”，这种转变有一个很大好处。90年代之后，专业研究者对于不是下过相当功夫的领域，基本上不可能写文章，当然更不可能去讲课，不可能去讲演，也就在饭桌上可以聊聊。所以，比方请一个人来讲唐史或者宋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他高明不高明，但他一般不会骗咱们，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样一来也有个坏处，那就是人们一般不会对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发表意见。我也许只敢谈维特根斯坦，而且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谈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科学哲学或者和宗教思想的联系，学问就越做越专了。可是学无止境，你做得专，我比你更专，在这个小领域里，除了我谁都别说话，是吧？可我在另一个领域里不是专家，但我可能有某种看法非常有意思，甚至专家听了也觉得受启发。对此我有点困惑，怎么能够把两个好处都捞来，既有一个自己的专门领域，又能有时对专业外的问题说几句？

干春松：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困扰着陈老师。最近有一次，陈嘉映老师、孙周兴和我在上海聊天，说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专业化时代如何关注超学科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学者的角色困惑。像陈老师，他算是做中国哲学的吗？他把维特根斯坦、把海德格尔介绍进来，已经成为我们大多数做哲学的人所采用的思想资源了。然后有趣的是，因为他基本上是用汉语写作的，他写完不是给老外看的，更多的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看呢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功能，就是让中国的学者了解或者是从中受到启发，但这有点令人想起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在中国”和“中国哲学”的话题，像他那样对中国人介绍西方哲学的人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算是“中国哲学”？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是在中国做西方哲学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伙人呢？

现在有很多西方哲学背景的人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如张世英先生、王树人先生，稍年轻的有张祥龙、赵汀阳等。就我个人的想法，应该让更多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来主动地说中国的事儿。就好像冯友兰先生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由陈黼辰这样完全的中学背景的人来写，那么，《中国哲学史》可能会是什么样呢？或许这个学科就没有了。

学西方哲学的对于中国古典的文献也许不如我们做中国哲学的人那么熟，但客观的结果是，往往学西哲的人来说中哲的事儿能给我们搞中哲的带来特别多的甚至是我们自身无法产生的一些东西。

张志伟：的确，我也有这个体会。现在真的从不同侧面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开的会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谈着谈着就说起来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到底在哪儿，就开始变成这个问题。这都是相关的。

陈嘉映：今天咱们的中国哲学这个概念跟比如说德国哲学这个概念不一样，跟法国哲学的概念不一样。法国哲学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法国人做的哲学。虽然我可能是读胡塞尔的，我可能是读海德格尔的，但回到法国后我用法文写作，我就是法国哲学家。咱们不是那样，你读的是海德格尔，你就不属于中国哲学，虽然你是用中文写作。

李河：这几年我比较关注解释学与后解释学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论域涉及翻译问题，涉及嘉映所说的“语词”问题。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中国哲学”的指称歧义性。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提到，这个指称歧义对一般科学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哲学就不同了。比如说，什么是“中国哲学”？它是指所谓“原生态的”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指用现代西学的观点或现代性观念来解读的中国传统思想？或者是指“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总之，“哲学”前面所出现的那些地缘性定语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困扰。在我看来，这些都涉及“哲学”的语词特性问题，而这种“语词特性”问题在翻译的语境下可以得到明确地表现。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一个靠翻译支撑的学术。我们现在所用的理论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外语词”。我在阅读中国翻译的历史材料时注意到，近二百年来，西方人文献在总体上是以“外向翻译”或“输出翻译”为主导的。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人所谈论的翻译，主要都是“内向翻译”，也就是“接受性翻译”。这种情况在许多后发型国家中都没什么两样。所以翻译很少像季羡林他们说的那样是“双向的交流”。翻译作为一种思想和文本的传播活动，总是呈现出一种“单向”结构。

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这种翻译态势，使我们比西方人承受着更大的“地缘困扰意识”。对嘉映所说的那个“法国人”来说，他所面对的似乎只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母语”来写作哲学，而不必过多考虑“哲学”是否讲着一种不同于法语的语言。但对现代中国学者就不同了。他多半是需要具备一种“双语”或“多语”的能力来考虑哲学问题。当然，他尽可以对“西方”哲学漠不关心，以所谓“原生态的方式”谈论中国传统思想，但这种谈论是否“可流传”以至“可流通”一定会成为问题。

“流传”和“流通”是我近来用来谈论传统的两个重要概念。原来我们讲的“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就文本形态说是指文本的“历时性流传”，伽达默尔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Uberliferung(历史流传物)这个词的。后来法国人布尔迪厄在《语言与符号权力》中用了一大章来讲语言的交换，讲“观念的国际流通”。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本流通”的时代。“文本流通”改变了“传统”的存在方式，任何传统文本或概念能不能继续流传，通常取决于它进入流通的能力。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境况远比人家更复杂。

“中国哲学”还有“在中国的西方哲学”，这种学科分类标志着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应当怎样看待它们各自的合法性？这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个“解释的竞争”的实践问题。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所说的完全是西方思想的延伸，这当然是很难的，那就没有翻译价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思想没有“自主性”。但如果你片面坚持自主性，完全否认“双语”或“多语”性的工作，那你的思想能否进入“翻译”，也就是说进入流传或流通，就是个问题。这里只是个分寸或尺度问题。哲学的谈论究竟应当偏重于思想性还是学术性？在我看来就是个尺度问题。它其实是个很形而下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当有一个严格而开放的学术评估体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后都要有理论的解释竞争出现，如果解释竞争的环境不良的话，那留下来的肯定就是很糟的东西，好的东西出不来。所以，我更多地感叹现在这种理论竞争环境的不完备。

话题二：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张志伟：刚才大家谈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和哲学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19世纪以后学科分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学习知识要分成学科，你要做学问就要研究这个学科或者那个学科，研究这位哲学家或者那位哲学家。但是在19世纪以前，比如卢梭甚至康德，我们不会非要去追问他有多少哲学史背景，虽然他的确要解决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后，在康德之后，哲学家大多出身于大学教授，而在大学里学科分化越来越细，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多。尽管如此，好像咱们对哲学家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并不要求哲学家要熟悉那么多哲学史的基础知识，但是如果你不是哲学家，你是研究哲学家的学者，对于你的学问就必须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究竟你是要哲学学科还是要哲学家？这一点海德格尔最明显了。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解读，包括对康德的解释，在哲学上绝对是有启发性的，但对那些专门研究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的专家来说通常是不看的。我觉得这就出现了问题：学哲学应该具备的基础训练是什么？学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科分化的后果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只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只研究西方哲学，甚至研究西方哲学的还要细分为你研究的是西方哲学的哪一部分，那么，谁来研究哲学呢？

陈嘉映：对，这里有个一般的问题。不过，每个学科还有每个学科比较特定的问题。这也有点好玩儿。那天我跟干春松聊到历史。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可能对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宏观印象，当然你不敢讲课，咱们都不是专家。但比如说你现在到美国去了，有那么几个哥们儿说你给我讲点儿中国历史，咱们都能吹一下是吧。三皇五帝到康熙、乾隆，大致你都知道点儿，对他们都有你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肯定不敢写成文章。

学科的门槛不是我要反对的东西，但是我在想，能不能在学科门槛之外另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们有时能就其他领域谈谈看法。可以分出层次，哪些是专家在谈。比如说我现在发表一个关于宋史中某个年代的考证，那就是专业，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免开尊口。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的层次，你不是专家也可以谈谈宋史，比如说赵汀阳也能谈中国思想史里的“天下”观念。

我觉得有些话题我们不一定非要那样较真他的所谓学养。当然了，我觉得从学术自律的角度来讲，这样谈的时候不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我是在处理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多多少少要给出一个标志，表明这里谈到是一般观念，不是在混充学问。赵汀阳谈“天下”，也用一些史料，但根本上他是在借史料谈一个观念，一个想法。要谈政治理念我就不可能不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但我不是任何一段政治史的专家，那怎么办呢？

李河：其实，赵汀阳自己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意识。他自己说，我看的书其实比我注释表现出来的要多。我认为这里有个哲学的评价标准问题，这个标准跟具体经验科学比如物理学有所不同。在强调哲学的专业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哲学尤其是创造性的哲学往往不会用特定的现成对象来定义自己的学科论域。它总是用提问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思想身份的。“提问”可以有这样几个分别：一个是question和answer。这是一个日常问法。answer直接是对question的回应，回应之后就没有问题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学问问题。还有一个是problem和solution。Popper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科学提问程序的，problem要有明确界定，solution要有明确指标，它是可以验证的。但是，我想哲学上更多值得追问的是所谓problematics。这也是一种问题，但却不是马上可以给出解决的问题，而通常是那种敞开一个论域的问题。由于论域的敞开，那些原来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现象都因为这一个问题而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了。如果这样来看，我们现在的哲学所缺的不光是由亚里士多德传统所开始的那个学科分类意识，还缺的是使整个一个问题区域敞开的这个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话，赵汀阳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敞开一个问题领域的能力还比较强。但在敞开它的时候，他掌握具体材料的分寸、火候和尺度是否到位，就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了。这里就需要一种学术环境，一种与开放性学术评估活动有关的体制环境。如果你单纯取一个简单的史学研究标准，非常经验的、史实性的和专业训练性的标准，那赵汀阳真的是一无可取。但那不应是全部的批评。你还应该看他是否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有待于敞开的哲学论域。这就需要建立在同情性理解基础上的交流。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交流中既看到赵汀阳的材料使用有时过于粗疏，但也注意到他的提问方式有时很“硬”。的确，赵汀阳的文章很简洁，他的提问非常简练，总想敞开一个话题。不太可取的是那些拒绝交流和同情性理解的态度。我编《世界哲学》时总感到，国内学者对同行的工作关注过少，即使关注也往往多采取一些拒绝的而不是同情的姿态，各说各的，这就造成学界的一种“集体自言自语”状态。

干春松：我觉得李河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哲学家可能应对的是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一个问题，他很多的观念或者论说是从他所面对的问题提出来的。到我们这儿以后就变成一个他在怎么想，而我们就不再想我们面临的事儿，他们那套东西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那个赵汀阳的事儿。今天我一直说赵汀阳不来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正面反面的教材都是特典型的。对于他的《天下体系》我是写过一个很长的书评。我理解，他自己也说不是要讨论“天下”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他是要提供一个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观念的模型，我个人看完他的东西还真是挺有启发。

李河：类似于“天下体系”这种努力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过去我们谈论中国的东西总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取向，一说到此就强调要回到源头，总是用过去时的方式去看它，所以讨论特别关心origin(源头)问题。但赛义德也提到，origin问题是否有效，还在于它是否可以转化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beginning(开端)。只有这样，你的讨论才不会总是一种过去时的经验意义的东西，当代的问题和关注才可以作为reference被带进来。beginning是origin的现身状态，它使传统啦、过去的文本啦、特殊的哲学专业啦都与我们现代的关注和提问发生关系。这一点对于谈论中国传统资源或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成为叙述的开端是很重要的，让一个东西成为叙述的开端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虽然我们常说传统通过我们而向我们言说，但在目前关于“国学”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种立场对立但意识相近的看法：一种是完全拒绝让中国传统资源进入叙述，不让它言说；还有一种是说应当让传统进入言说，但只能让它以“原生态的方式”言说。这两种看法都是过去时的谈论。所以，让传统的东西变成一个有效的“开端”，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需要不断有人来尝试。

陈嘉映：我把哲学理解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问题。如果学术里没有非专业的问题，就没哲学了。

广义上说到哲学，我指的就是那种东西，指的像赵汀阳的那种东西。要把学问式的做法和哲学思辨分开。我做考证，你别管我有没有思想，我考证得对，我考证出的东西你们以后谁做思想都得承认这个东西。专家不思考哲学问题照样作贡献。我读《庄子》就得读注释本，那里面都是专家的劳动。

但是我们也不妨碍别人去利用这些东西去讨论问题，敞开问题。反过来说，这些敞开问题的人我泛泛的叫做哲学家，不是说在哲学系上班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在从事思辨的时候。“哲学”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公共平台。你愿意叫它“思想”也行。专业不需要对话，是思想需要对话。你哪个专业咱们不管，你从这个专业开始他从那个专业开始，但这个思想是一个共同要交流的东西。我始终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专业。哲学是那个去除专业的东西，提供这么一个公共平台。要说我们学哲学的人也有点什么专业知识，就是哲学史的知识。比如，说你是读康德的，我是读海德格尔的。哲学史家可能不是出色的哲学家，他可以像历史学家一样，像文献学家一样，是专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历史学家不一定比一个哲学史家少哲学。很多思想是我们共同能交流的，基本上不受制于你的专业。不管你是做清史的还是做明史的，你要谈一个历史思想的话，你就应该让我们这些不大懂清史或者明史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加入一点儿来谈这个问题。你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你讨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利弊，你是专家，你是有根有据地说，而你也得允许我们无根无据地听。

张志伟：可不可以说，它类似研究古希腊的方式，既有古典学的研究方式，即小学功夫、考据、文献，也有研究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读柏拉图是为了学习和研究哲学，不一定非要遵循考据的规矩，但是反过来说，古典学也可以为研究柏拉图哲学提供帮助。

陈嘉映：那绝对的啊！那绝对是能够提供。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如果是有两种人写的哲学史，我多半向初入门的青年推荐那些不是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反过来，罗素写的哲学史，更多是他的一家之言，不是相对客观的哲学史。大哲学家不大可能写出相对客观的哲学史，他太想论证他自己的东西了，很难透露与他自己观点不和的那些思想、相对客观去理解迥异的思想。

张志伟：说到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学术评价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在做中、西、马之间的对话，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直面理论问题。你先不要讲你是研究这个专业还是研究那个专业的，能不能优先考虑问题，我们可能背景不一样，但是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哲学问题的问题域是开放的，我们不要把自己封死在一个角度，只能从一个角度谈问题，而且只能和某个专业圈子的人讨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学科建制里，你只有引经据典才算是有学术水平。实际上，不引经据典，不使用任何哲学概念而讨论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嘉映说过的一句话，可能是从网上看的。你说我要是讨论哲学问题，我一定要用日常语言能跟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我首先要道歉，这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用日常语言把它表达清楚。是这样吧？

陈嘉映：对。其实这话我还想说得极端一点。我引用卢瑟福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是不能对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讲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我是自己没有完全弄懂。卢瑟福不是矫情，那是有体会的话。卢瑟福是物理学的顶尖专家，他说的这个弄懂，肯定不是指在物理学层面上的弄懂，那他是很懂，他是用数学的语言弄懂的。物理学家在写科普著作的时候都会说，这问题我要是用数学语言讨论起来太方便了，但是呢我想给你说清楚，我不得不放弃数学语言，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但反过来像卢瑟福那样说，说如果不能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讲清楚，那就是他自己也没完全弄懂，这里就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了。

话题三：“哲学问题”和“哲学史课题”

彭永捷：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探讨这样一种问题，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没有出现大哲学家？这是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这里面可能有各种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思考的中国问题可能不具有在世界上的普遍性，它是一个独特问题，具有地域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哲学引进中国没有多少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中国人不是按照中国人原有的思维方式去创造，而是在模仿，模仿怎么可能模仿出大师来呢？这是个问题。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和我们思想的自由的程度，我们社会给这个思想家的可能都有问题。

近年来，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这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和话语体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包含着多重的含义，既有这个身份的危机，还有一个意义的危机。如果我们整个人文学科都是对西方的一种模仿，通过我们不断的模仿能不能有一个自我创新的能力？这就成了一个关键。

从学术上来讲，真正妨碍我们从事自由创造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一个是学科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你是治西方哲学的，我是治中国哲学的，这是我的一种身份，也是我的地盘，我只能在我这个地盘里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与此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哲学教育。我们现在也在酝酿进行哲学教育改革，因为我们都已经狭隘到了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里还分若干专业领域，培养出来的是具有单一哲学背景的学科背景的人才。由于我们受的教育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只能说一个方面，其他的我不通，知之甚少。而且，我们在大学里还一心一意地在制造这种人才，不断让他复制。如果哲学教育上不能从根本入手，我们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一说“汉话胡说”是一个问题，反驳者马上就有一个当然的理由，你不“汉话胡说”，让我怎么说？实际上用“你让我怎么说”来掩盖这个问题，这个不恰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和哲学教育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学术的视野。举个例子，我们治中国哲学，我们参考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学者的成果；后来，我们眼界进一步拓宽到港台的学者；再拓宽一点，就是欧美一些汉学家，参考他们怎么治中国哲学。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探讨的很多问题韩国学者也类似探讨过，或者人家已有成果，日本学者也有。所以，像台大的黄俊杰，他就提出过东亚的儒学和诠释学。实际上，诠释是一个现象，传统文本像儒学是一个国际性学说。在历史上，对同一个问题的诠释，有中国的诠释，有古代朝鲜的诠释，还有日本的诠释、越南的诠释，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诠释才能看出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可是我们的学术视野呢，由于我们这种教育的水平、学术训练水平不够，往往不能从一个国际性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

治疗以往的学术疾患应该从自我的治疗开始。比如，我现在要去谈论海德格尔，首先得有胆量去谈论。这个胆量建立在我真正的去治疗我自己，即去认真地阅读海德格尔。并不是说应该跨学科对话，我就随意地去谈，脱离开一种学术的严肃性。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我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去认认真真地补这个课。研究西方的学者也是一样，我要了解中国哲学，虽有个程度不断提高的问题，但一开始我就是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

中国哲学怎样才能创新？一个是开辟新领域，一个是怎么样开辟中国人做哲学的新路径。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以前我们只是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这就叫让哲学说汉语，这个层次已经做到了；现在用自己母语，不光是日常语言，更多是哲理化的带有深厚资源的这样一种语汇去从事哲学思考。

话题四：哲学系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张志伟：刚才我和嘉映还在讲，任何一门学问你如果不扑下身子做十年二十年，是不敢说话的。这就涉及一种理想状态，涉及哲学学科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起来的培养机制，如何能够让你既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等的基础知识，而且还不至于形成学科壁垒。现在的专家学者们都是有专业的，专业之外是副业。我们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界限。西方的大学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界限。它培养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不是给你规定这个专业或者那个专业，它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很宽的基础。当然，到后来你自己可能有所偏重，不过那个偏重可能会在哲学的某个分支，而不仅仅是哲学史上的某一个人。这也就是说，在大学里学哲学强调的是知识基础，而你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我的基础知识训练不能当作你的研究对象，如果你研究对象只是你的基础知识，那你就永远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哲学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中国研究哲学首先涉及一个中西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在中国做哲学，我研究的是老子、庄子，研究的是康德、海德格尔，那肯定就不对啦，那只是你的知识背景和基础。

彭永捷：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和这个类似，探讨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哲学家，后来就反思到哲学教育。我们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一个哲学研究者，研究某一个对象，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培养我们学生从事哲学。假如我们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写的一个哲学话题，建构起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可能我们要么是冷嘲热讽，要么就是觉得学生不自量力，要么就是认为你这东西像个哲学爱好者的产品。

说到哲学爱好者，他们对哲学的热情可以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爱智论坛”、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中看出来，已经超过了专业哲学家。但我发现，当我们总是想搞得专业一点排斥哲学爱好者的时候，忽略了哲学爱好者身上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这可贵的东西就是他敢于哲学创造，而我们就被限制在所谓专业的知识里边。可是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中国20世纪的哲学家，拿到现在来看全是哲学爱好者。就说梁漱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什么《人心与人生》，这些拿出来看，是不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放到一个专业的队伍里看，那绝对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我们现在来看会不会说冯先生写这个很不哲学？我们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如果拿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哲学来要求，也可能认为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的东西。他们的形式之所以被接受，可能跟他们的身份有关。他是在著名大学哲学系里边，他从事哲学这一点来说已经没有疑问了，大家都认可他了，那么他在写一些哲学爱好者干的事情，大家便说这是哲学家干的事情。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获得这个身份，他做了这样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说这些是哲学爱好者。我想说的是，一个专业从事哲学的人，缺少了哲学爱好者身上那种对于哲学本身的热情，他就成不了哲学家。

陈嘉映：彭教授说完了，我有好多想补充的。最近有个学生写论文，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叫《什么是语言》，是我指导的。我看了说，我知道你比一般的本科生想得多，认真，爱好，这是件好事。但是，你这种写法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你写了很多关于语言的思考，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思考和哪儿连着。他说我就是不要和已有的提法连着，我想从头思考，我就从语言本身思考。我说，但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也从头思考，那个同学也从头思考，每个人都没有reference，每个人都从头思考，就形成了昆德拉所说的局面：“我们人人都是作家，但没有读者。”你不能指望老师来从头弄明白每个学生自己的思考，是吧！有些民间哲学家就是这个路子。但你得从某种我们熟悉的东西开始，或者从某个哲学家，或者从常识，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你那里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思考根本上是一种对话，是在某种特定的传统中开展的。常识也是某种传统。我觉得冯友兰的情况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所依赖的知识是我们共同知道的，所以你可以说他错，可以去反驳他。但若真的各说各话，你就无法争论，无法反驳。

另外你说，你要谈海德格尔你就该好好去读海德格尔。我和志伟中午正好说到这个，就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现在读过几年书了，我们就太知道了。读什么容易啊？20世纪80年代容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好歹我浏过一遍，那我就是海德格尔专家是吧，那我就敢讲海德格尔哲学。今天的确是不可能了，往少里说，你不下个三五年功夫，你就别说你读过海德格尔。那我们还怎么来进行学科间的对话？我要跟你中哲对话，我花三五年读了中哲，你说你先回去三五年读朱熹，三五年你再读读王夫之，先秦我是不敢说三五年的，那完了呀，我就这么几年，还对什么话呀？

有的人就这么说，你要读海德格尔，你不读胡塞尔你懂不了海德格尔，当然如果你不读新康德学派你怎么弄懂胡塞尔？不读康德你懂什么新康德学派啊？那你不读休谟你懂什么康德？最后，你不读前苏格拉底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那样就有点太吓人了。你知道吧，它就有点超过我们凡人能handle的那个东西。只能在一个小领域做一点专门工作，然后我们大家面对一些共同问题。有共同问题就有学界，要是没有共同兴趣，我们就最多有些专家，没有一个所谓学界。这就是李河所讲的现象。

我觉得学科间对话这个提法本身也许有点问题，至少在理解上稍微有点问题。我想，所谓学科间对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对话，而不是要强调学科背景。学科里面的工作是不用对话的。我好好注一本《庄子》，做了大量新考据，你干吗让我对话，你们爱读你们就去读，我不跟你们对话，我就是做《庄子》。但庄子里的哲学问题却不是庄子的问题或哪个学科的问题。道是可言还是不可言，这不是庄子的问题，是咱们大家的问题。你觉得庄子讲得挺透，我觉得王弼讲得透，他觉得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讲得透，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王弼、维特根斯坦都拉到一起来对对话了。不是说我硬要跟你对话，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那个问题把我们领到一起对话。对话如果失去问题主导，它不但流于形式，而且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考据《庄子》文本中的问题，你不找我对话，我也没资格和你对话。如果我真想对话，我就好好读《庄子》。但你和我讨论《庄子》里的哲学问题，你就要很宽容，你知道我不可能有时间把世界上的书都读了。可言不可言，那问题在哪儿，对话呢一定要有问题导向。

我说问题导向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话不依赖各自的理论。他建立了个“和”理论，你建立了个场论，在我看来那不叫哲学创造。各自抱着理论就无法对话了。我们要讨论“道可言不可言”的问题吗？你说你先得把我的场论弄清楚，他说你先来把我的“和”理论弄清楚，这坏了。以前我们只有康德和黑格尔，现在好了，我们又有每天花样翻新的新理论，没有通通读懂就别谈问题。我恰恰是说，你的理论呢，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好好去研究，到了问题上，我们是平等的。

讨论可言不可言，这哥们儿说哎呀你没读通《庄子》这问题你就别谈了，那哥们儿说禅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我说维特根斯坦你没读通你就别谈了。那就没有对话了。我们之所以要凑在一起对话，正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同，但我们的问题是共同的。不能等我们书都读了共同的我们再来对话，那就晚了。不管你自己构建了什么理论，不管我读了多少书，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咱们就像你没理论我没读过书似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各自所长中拉出来降到共同平台上。

我们各自所学的专业当然还是有用的，但是在对话中，我的专业训练的作用是内在的。你的专业内在地帮助你更好地思考我们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我们各自把这个问题收到我们各自的专业框架里面去。不管你书读得怎样多，理论多高深，你觉得我还配来跟你对话，就说明你这事儿还没想通，想着虽然陈嘉映没读过这些，但他读过一点儿维特根斯坦，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贡献。

最后一点就是李河所说的德勒兹那个所谓geophilosophy，我觉得这个概念的确是很重要。我一向觉得，哲学大会上是不可能对话的。我们都开过大会，纯粹都是在走形式。今天我们五个人关心一个问题，挺好。用不着五百个人，那只是壮观、热闹。我们五个对完话呢，也兴许我们几个又找另外几个对话，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人关心那问题，这几个人关心这问题。若说哲学是对话，那是一个连环套的对话，并非我们有一个普遍的哲学，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就是这些局部的哲学思想，通过连环的对话联系在一起。

彭永捷：我再补充点儿。现在提倡的学科对话，应看成一个暂时现象。我说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内在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同学科的，因为都是专家，等于说专家解决某一个问题。这个更引申一下，为什么这个不同学科的专家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根本性的还是要意识到身份的变化。从哲学史的学问来说，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讲王弼讲语言，我讲清楚就完了，但是我真正认识到我要做哲学探讨，我就像刚才说那些哲学爱好者、那些同学似的，我要研究语言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意识才突出出来。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自觉转换，不会去看到那个问题本身去。我最多就问问你，对王弼是怎么理解的？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是怎么理解的？我因为要了解他们才问这个问题。

陈嘉映：对，有时我要请教专家，给我一个专业性的指导，这不是对话，是学习。

彭永捷：关于嘉映说的学生的例子，我觉得这里有个前提。因为你在从事教学，你在塑造一个学生，不是说你一定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老师从学生那儿可能有时候得到东西，可能有时候得不到东西。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你可以引导他，指导他通过哲学史进行哲学的训练。我举个例子，我们探讨颜色是什么，就像在“爱智论坛”上看到的“颜色是什么？”也可能只有哲学系的人才“无聊”到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说颜色就是光和波，是属性(哲学史上的一种观点)，另外有人会说是感受性，有的说是观念，通过这个就可以引出不同的哲学家。哲学上的问题往往是永恒的问题，可以不断地思考。我们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哲学的训练。我们现在教学中排斥的那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哲学教学中最缺乏的。我们首先就想培养一个学问家，有没有想到让学生一起来和我思考，就哲学上的事儿进行探究。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做这样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做的也就是研究一个人怎么说，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种风气，看到学生一做这个的话，我们总觉着你哲学史还没弄明白呢，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可见，在这个思想方式上我们就已经不可能去培养一个从事哲学的了。

陈嘉映：在教育上我倒不是说专业教育太多、通识教育太少，说得圆滑点，两个都太少。

对话时动不动就拿出自己的专家身份，是吓唬人。对哲学思考来说，无论你学的是海德格尔还是康德，最后要学的都是人家那个理路啊！这个理路不一定非学海德格尔不行，学康德就不行。这是个基本训练。关键在于不要把专家和问题混起来。

李河：嘉映把哲学问题概括为“非专业的”，我觉得可能“超专业的”说法要好一点。这既涉及学术判断力问题，也涉及专业训练问题。单纯的“专业训练”只强调“术业有专攻”，而把“闻道有先后”那个说法先放在了一边。但“术业”与“闻道”在哲学上是不能分离的。我记得Hirsch在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这本书里曾区别了两个概念，就是meaning和significance。Meaning是说一个文本、一个表达式有它的内在意义或内在含义，这是你自己需要花很多专业功夫去搞明白的。但是这个significance呢，它在中文中也总是被翻译为“意义”，但其实谈的是一种效果史上的意义，一种我们从“术业专攻”中领略到的、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意义，所以才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做哲学的应当有“术业”意识，但不应止于这种意识，还应超越它而同时具有很强的“闻道”意识。你研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时就是和他们一道面对他们的问题。这种训练会使你不仅有背景也有能力去面对其他的超专业的问题。

陈嘉映：不要把自己的专业背景看得太重，但是要把自己的专业调动起来，就是专业训练起作用了。

李河：专业训练在这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塑造学术判断力。学术判断力具有超专业的特性，对于你刚才讲的学界或者共同体，都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人不管他的具体专业背景怎么不同，但我想他们在学术判断力上应该有类似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家族相似，总之是类似的。他们对于那些超出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大体也可以听得出来，哪些东西是有意思的，哪些问题可以继续展开的。

张志伟：不过，也可以不这么理解。比如，我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当然哲学家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每一位哲学家的路子都不一样，那么，我跟着任何一个哲学家最后面对的将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一种引导上路的方式。你的基础训练，就类似咱们经常说的理论思维训练，这是学习哲学起码的“消极意义”。但是训练的结果并不是把它当作一辈子的对象，而是说把我们引向哲学的问题。其实我读海德格尔，我也可以和维特根施坦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样就有一个对话的基础。如果我对话的时候只知道引经据典，用海德格尔去和维特根斯坦对话，那我不过是一个专家，还不能说面对问题。

陈嘉映：我听你们两个发言，我能理解到的就是，要把专业训练带进来，但不要把专业态度也带进来。

彭永捷：是这样。

陈嘉映：引用康德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简便，而不是为了造成障碍。我引用康德，那我是假设你知道康德，一引用就省了好多话。我引用康德并不是因为非得懂康德才行，如果你不熟悉康德的话，我应该能够用别的话说出我所要说的。刚才我引了卢瑟福的话，我们应该能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话说一遍。

彭永捷：这就是我想说的超越。现在学术界关于问题对话已经很多了，重要的是怎么样超越，怎么改变学术生态。我可能现在着重某个学科背景训练，但是我要自觉地接受更多的训练。我得打破这样一个学科界限，我还需要了解很多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搞中哲的有时候希望加强西哲这方面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有意识的自我超越、完善，我逐渐地打破这个限制。我不可能整个的西方哲学都很熟悉，连你们搞西哲的人都不能做到，何况研究中国哲学的。但是我认真去读一两个人，读一两本书，这可以做到吧。这就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远远超越我原来只有一种训练。

这个就走向来讨论可以是第二种哲学对话。这种哲学对话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哲学生态，把这种学科壁垒首先从主观上消除掉。不要总说自己首先是一个西方哲学专家，现在的问题是，你能否也在西方哲学之外去做一个中国哲学专家，认真研究那么一两个人物。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能改变我们以前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我们搞哲学研究的模式，更值得我们讨论。

话题五：学科对话与学术共同体

干春松：我个人觉得，陈嘉映刚才清理了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一说起学科对话，那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要跟你对话，中、西、马，好像是说我又懂中又懂西又懂马，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今天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学科对话可能并不是说，我要跟你对话就把我自己变成一个维特根斯坦，变成一个刚才说的“超”的境界。还是接着李河说的那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共同体的建立是依托于一个什么问题才有可能，但现在的学术生态里很重要的问题正如刚才李河说到，就是中国人说的事儿、中国人从自己的源头说出来的事儿没人管没人理。这是没有共同体、没有学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写文章也是这样，引的人越老越好，“腕儿”越大越好。我们为什么说赵汀阳那个东西值得花功夫去弄？就是要有意识去培养所谓的“界”，即共同体。我觉得杂志的功能可能要在这里。杂志的功能当然要发表一些专业类的文章，但是还要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依托的东西。你或者说它是一个小团体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也好，那问题是，它就自觉地会出来一些事儿，有不同的背景的东西。可能我读海德格尔和你读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意义都不一样，我去读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成为什么，我可能乱翻，我可能一下子翻到第300页，我不从第1页读，它可能就哪天哪句话蹦出来了，而我理解的这句话可能甚至都不是海德格尔的原义。

彭永捷：我们想一下这个操作层面。假如我们对话，比如我要探讨语言问题，你跟我讲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我们说可以交流呢，实际上是我要先了解一下海德格尔，你才能给我讲清楚；然后我研究中国哲学，你也了解点儿中国哲学的背景，再用我们比较能沟通的语言。实际上，对话过程中就是一个相互学习。我也了解一点儿海德格尔，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我多少对他了解，而且你要真明白海德格尔对那个问题是怎么论述的，你不去看看海德格尔论述这个问题的章节，或者至少去看一些一般介绍性的文献，怎么可能会使海德格尔这个问题对我有所帮助呢？难道说我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摘引了几句话吗？肯定不是这样。我说往操作层面走的时候，肯定都会超出我原有的界限。当然，我根本不敢说我读一读海德格尔，我就变成海德格尔的专家了。

张志伟：对，这里其实有一个点和面的问题。我们面上的知识应该是哲学史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但是你毕竟总要通过其中的某一个人进入哲学，上路总要有一个向导。

陈嘉映：学生问我要参考书目，我说你先把哲学史读一遍。他问哪个哲学家最重要？我说无所谓的，你读哲学史你觉得哪个你最有感觉，你就去多读一点，读得成了个准专家，然后你可以自己思考了。你说谁最重要，康德最重要还是黑格尔最重要？不一定。

彭永捷：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强调这个哲学训练，训练的学生一想到就是“谁怎么说”、“谁怎么说”，从来不想“我怎么说”，“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往这儿想。如果从来不这么想，就永远从事不了哲学、做不了哲学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所推进，不一定给出新的答案。你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发现别人思考的有什么更多启示，把那些地方更多地说上几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所谓一个哲学家的或者哲学上的创造。

另外，我接着干春松的话头谈一下“学术共同体”。这个话题再往前说一步就涉及学派的问题。现在我们缺乏争论，第一个是没有学派意识，只有宗派意识、门户意识。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哲学家太少。如果出了那么几位哲学家的话，这就构成一个小哲学生态，这个哲学之间才有互动。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像刚才李河说的，没有回应。我们现在的一种学术氛围主要是对西方的一种引用、注解。在这样一个氛围里边，我们想到的总是西方又出了什么新观点了，赶紧去研究它，然后来引用它，而没有去想我们自己国内的学生又想到什么问题了。在这个形势下，国内人想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这个要改变一下，应该有意识的营造一下这个氛围。第二个就是正因为这样的人很少，也形不成这样一个可以互动的生态。以后是不是要鼓励很多人，特别像赵汀阳现在所做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他做这件事，这个身份转换本身，在现在的学术界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假如出现一批赵汀阳，那可能我们哲学界就很热闹了。他们之间就互相问辩去，很多观念不同。你看宋明理学家经常搞什么“鹅湖之会”啊，讲辩论。为什么啊？学派太多，人物太多，有可以辩论的东西。

陈嘉映：我补充两小点儿。一个是，现在呢，连哲学家都没有把哲学当作一个公共平台，哲学家都是我来谈海德格尔、你来谈康德，却没有共同问题。第二呢，就是我老说，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咱们不说是全民的问题，至少是学术界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讨论哲学问题。比如中国，我们面临好多观念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哲学家才有资格来谈，历史学家，什么家，不管是做什么专业的，只要有学术训练，有一种思考的严格性，就能够来谈。倒不是人太少，是各自做专业，不面对共同问题。在这点上应该给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个肯定。他做这种努力的确是现在比较少的一种努力。做的方式你不满意，你可以批评他，没谁拦着你批评。更主要的是没人拦着你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但不要拿出专家的身份压人。

来源：《学术月刊》(沪)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