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论学术“时尚”

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些门外汉都热衷于“学术”研究，成为很多领域中有“博士”和“专家”称号或者头衔的人，这时学术研究已经转变成为时尚，已经时尚化了。这对哲学研究来说是值得重视的事情。虽然巴尔特早就对“时尚”进行过研究，但是，把学术作为时尚来研究却是鲍德里亚的贡献。

一　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分析

传统社会只存在仪式而没有时尚。时尚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社会出现的，比如当我们说一个人很时尚的时候，也即说他很摩登。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时尚的出现与符号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在传统社会，符号都被固定地与某些东西联系起来，并有确定的意义，符号是有限的。而到了现代社会，符号被解放出来。或者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来说，符号成为“漂浮的能指”。它既不指称确定的东西，也没有被规定具体的意义。如果说漂浮的能指在一定情况下还是有意义的，“在时尚中，意义的消解更为彻底”。①虽然字词的意思往往不是固定的，要看人们如何使用它，但是这些符号毕竟是有意义的，而在时尚中，人们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往往没有什么意义，而只是纯形式的东西。牛仔裤上挖个洞，曾经是一种时尚。这种时尚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人们却仍然会热衷于这种时尚，这又是为什么呢?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会产生一种视觉冲击效果。有人把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称为“审美愉悦”。实际上这里根本不会使其他热衷此道的人对此产生任何美感。时尚与美丑无关。在这里，时尚实际上进行着一种表演，热衷于时尚的人就是试图对其他人产生某种视觉冲击的效果。时尚所追求的就是高“回头率”。这种“回头率”就如同电视节目所追求的收视率一样。

人有一种“时尚的冲动”。这种时尚的冲动是与人对“直接社会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与人们对于“知名度”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鲍德里亚说：“这种冲动就是废除意义，投入纯粹的符号，走向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②这种时尚的欲望不是对于美好东西的追求，而是对于新奇和时髦的东西的追求。在鲍德里亚看来，追求时髦东西的欲望常常是非常强烈的。其强烈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追求爱情的欲望和追求权力的野心低。只不过追求爱情和权力的野心在生活中更重要，而时尚所追求的东西在生活中却是微不足道的。时尚冲动的目标不过是一些差异符号。而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符号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如此强烈的欲望呢?这就是对于“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差异符号让人产生印象，能够“吸引眼球”。越是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就越“时尚”。

虽然时尚也像语言一样追求直接的社会性，但是它和语言不同，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思想的交流。在语言交流中，人们必须准确地表达意义，使其他人理解意义。而时尚则不同了，时尚的符号没有意义，“时尚针对的是戏剧社会性，而且对自身感到满意”。③时尚就是要进行表演，就是纯粹的自我展示，并从这种自我展示中获得自我满足，或者在别人的注视中获得满足。然而由于时尚是没有意义的符号编织，它不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因此，时尚就必须具有“使无意义产生意义这种能力”。④时尚人士必须显示自己的时尚品的高雅、品味、情趣、价值、意义。时尚要在避免经济价值的条件下而把时尚的意义生产出来。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时尚与经济具有根本的分歧，时尚标志着经济学的完成。但是时尚又不能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只有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谈得上时尚。

时尚有时也被称为“赶时髦”，它要不断地花样翻新。这不是内容上的新创造，而是纯粹形式上的变化。时尚始终是无内容的形式的重叠。先是在牛仔裤上挖几个洞，后来是在牛仔裤上加几个补丁，先是流行长裙，后是流行短裙，后来又是长裙流行起来。并且，长裙必须非常长，短裙必须非常短，这才能吸引眼球。这都是形式上的翻新。在这里，新和旧是联系在一起的。新东西就是旧东西在形式上的翻新。时尚是在现代出现的，但又不总是现代的。鲍德里亚说：“现代性似乎同时设置了一种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按照他对于现代性的这种理解，他认为，“现代性永远都既是新生的，也是追溯的，既是现代的，又是过时的”。⑤它并不总是按照线性的时间而发展的，而是循环的，有一个循环的时间维度。鲍德里亚说：“时尚总是复古的，但它建立在取消过去的基础上：这是形式的死亡和形式幽灵般地复活。”⑥比如，一件古玩，它不会有时尚的意义。但是如果把古玩放在时尚的酒店大厅里，它就成为时尚。由此，鲍德里亚说，时尚和博物馆是同时代的产物。时尚与博物馆有同样的特征。博物馆展示的东西是过去的时尚，更换条件，它就成为新的时尚。博物馆中展示的东西也都是脱离了具体环境的符号，不再有原来的意义，或者成为根本没有意义的符号。而时尚的东西也很快会过时，就像博物馆中的古玩了。因此，在时尚圈子里，今天这个东西风靡全球，明天那个东西独领风骚。它们都是纯粹形式的东西，是形式的死亡和形式的复活。

虽然时尚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它所引起的骚动却转瞬即逝。一种新时尚的登台预示着它将很快消失。时尚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鲍德里亚说，时尚“有一种类似自杀的欲望”。⑦当然，鲍德里亚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他认为，这种自杀也不是彻底的灭绝，而是一种循环性再生。过去的时尚被人们在新的情况下又乔装打扮地进入时尚。时尚不会自我消灭。

时尚必须是可以模仿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说，时尚有传染性，会导致许多人的模仿。有某种品牌的名包，就有模仿这种品牌的名包。当模仿普遍流行起来的时候，模仿的东西和真东西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simulacrum)。时尚的生活就是仿真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一种东西流行起来就引来许多人的模仿。模仿成为现代生活中基本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无法避免的。避免时尚的生活实际上也会成为一种时尚。比如，牛仔裤原来是对抗时尚而产生的，现在却成为一种时尚。比如，简朴生活本来是用来对抗时尚的，如今却成为时尚。当然，这是在政治经济学完成⑧了的情况下才成为时尚。我们不能认为，边远困难群众的简朴生活也是时尚。

二　当代学术研究的时尚特性

既然时尚是很容易蔓延开来的，具有传染性，那么在现代社会，学术活动也无法避免时尚的传染。学术也时尚化了。

时尚就是要能够被模仿，能够流行起来。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只有能够流行起来，容易模仿才能成为时尚。鲍德里亚说，科学的普及产生了时尚效果。⑨所谓科学普及就是要让科学流行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家(这绝不是对科普有任何指责。这里所反对的是把科学变成时尚)。一门学科越是容易普及就越容易成为时尚。比如，数学很难普及，数学就很难成为时尚的学科，而哲学很容易普及，就容易成为时尚。在中国，哲学是最普及的学科之一。在这个领域，哲学家也特别多。哲学时尚化了。如果说牛仔裤上挖个洞，是街头男女的时尚，那么成为哲学家就是高雅人士的时尚，成为名人的时尚。同样，文学创作也是容易普及的，因此，文学艺术类的东西也容易成为时尚。

当文学创作流行起来的时候，谁能够分清作家和门外汉呢?当哲学成为流行的时尚的时候，有谁能够分得清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哲学史谱系中谁是真哲学家。极端地说，哲学家开始把哲学研究变成业余爱好；业余爱好哲学的人开始把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专家，就可以在所有领域获得了发言权。不管怎么说，一些学者成为万能的专家，回答所有领域中的问题似乎是他们的专业，某个特定专业只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当院士成为万能的专家的时候，我们还能阻止门外汉成为学者吗?

学术研究也有“时尚的冲动”，也要追求“野蛮的直接社会性”。本来学术是追求独特性，每个人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形成自己的专长。但是一旦学术成为时尚的时候，学术就要追求社会性。追求社会性是时尚的“本能”。一种东西如果流行不起来，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时尚。努力成名是学者的“本能”。大众传媒在这里推波助澜。那些没有“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专家们被社会舍弃在某个角落，在某些古纸堆中孤独地思考。然而，要获得野蛮的直接社会性就得引人关注。如果不能在电视中引人关注，至少也要在学术圈子中引人关注。而要引人关注就得搞出一些“新”东西。但是，这种新东西不是内容上的新东西，而是形式上的新东西。就像“博物馆”里的东西移动了位置就成为时尚一样。比如，历史角落的某个人物，国外某个角落的人物，一旦移动了位置就能够成为学术中的时尚。

时尚界有模特，学术界也有“模特”。学术界的模特就是人们常说的“学术超人”。学术超人的一个重要能力就是要能够在学术领域制造“热点”，从无意义中制造“意义”，把博物馆的东西放在新的位置。一旦热点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模仿就出现了。但是，正如时尚中的情况一样，一种东西成为时尚就意味着这种东西的“死亡”。学术中的“热点”来得快，去得快。花样翻新的各种人物、流派、思潮、领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什么东西热闹就研究什么。一旦某个“新”东西出现了，比如“XX学”出现了，一次学术会议召开了，所有的人都成为“XX学”的“大家”。这些人今天是“XX学”的大家，下一次，他们又成为“YY学”的大家。“XX学”过去了，“YY学”出现了，最后“ZZ学”又取代了“YY学”。这些新东西总是能够产生视觉的冲击效果。没有参加会议的人可以从会议的报道中获得这种冲击效果。在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新学科、新领域、新人物、新理论、新概念，如潮水般地涌来，学术上的新气象，它的繁荣景象，让人着实感到自己无知，让年轻的学者眼花缭乱，让上了年纪的人感到跟不上形势。这样的景象就像时装模特的衣橱。“新时装”刚出台表演之后，就被放到衣柜里，永远也没有机会再穿了。或者，所谓的新时装有时不过是几年前刚穿过的，不过是加了一点点缀品而已。这些点缀品就像论文中的“新概念”一样，比如“资产阶级”变成了“布尔乔亚”。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中还出现了许多让人无法理解的新概念，最新编造出来的新概念。它们往往是从各种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中移植过来的，或者是从生硬的翻译中搬来的。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各种不同文化领域的自我参照，是各种不同学术符号的简单编织。至于这些新概念，读者不懂，恐怕书写者自己有时也说不明白。至于这些概念有什么含义，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的”，很时尚。据说，西方国家曾经有人用计算机把不同的学术词汇编织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居然发表了。⑩

学术要成为时尚就必须“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就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写文章。时代需要什么就必须写什么。有人甚至自鸣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密切联系现实”的文章往往很时髦。它们之所以很容易写，是因为它们是各种报刊杂志上时髦话语的拼凑。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这些都是各种无意义符号的结合，即使用这些符号的人甚至自己都知道这些符号没有意义。这是主流趋势，是“时装杂志”所喜欢的东西。“漂浮的能指”、无意义的能指符号在这里趾高气扬。黑格尔那句“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才会起飞”，早已受到了挖苦。这是不懂时髦的陈词滥调。那些扎实的理论研究被说成是“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超真实占据了统治地位，真实和虚假已经无法区分了。究竟哪种学问是真学问呢?不知道。此外，这种自称联系实际的文章难道没有左和右的区分吗?实际上，学术“时尚”就是没有立场，而只是赶时髦，今天刮东风，就有颂扬东风的文章，明天刮西风，就来关于西风的文章。

时尚的活动就是要从没有意义东西中制造出意义。这种制造意义的学术就是“为文章而文章”、“为学术而学术”。这就如同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终结”了，生产本身成为目的。在现代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说，学术终结了，学术本身成为目的。难道现代的学者不研究现实吗?研究，他们非常认真地研究。不过这是研究关于现实的符号，是各种关于现实的符号的堆积。不过这些符号根本不指称现实，但是却保留了指称现实的样子。这些符号就像某些人的GDP数据。这个数据都是根据现实“需要”编造出来的。现在大学里存在一个问题，不知道让学生写什么样的博士论文，研究什么题目。但学生总是努力让人感到他的学术研究有质量，有意义。于是，他们必须从没有意义中制造意义。“科研能力”甚至就是“制造意义的能力”。教授也都有能力让人感到他的研究多么有意义。没有意义的文章也要制造出意义来。

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最典型特点就是“学术GDP”的增加。学术论文成为统计数据，就如同 GDP成为统计数据一样。这种数据与现实的经济状况无关。在经济领域中，最初，人们生产的是实际有用品，GDP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这些实际有用品的数量。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要增加就业，要保GDP增长。比如，本来，生活在森林中的人不需要防毒面具，但是如果有一天某人在森林里创办了生产防毒面具的工厂，而工厂冒出的浓烟使防毒面具成为森林里生活的人们的必需品。这时，“内需”扩大了，GDP增加了，就业增加了。现在，我们的学术也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这种“GDP”。在这里“内需”可以由某些政府部门的“评估体系”生产出来。课题结项需要文章，工作业绩考核需要文章，博士研究生毕业需要文章，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真研究什么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据出来了。

有些学术会议常常成为“时装”发布会，它向人们宣告，下一季度的学术流行色是什么。与时装发布会的情况相同，这里也有“时装杂志”的代表出席会议。当然，不是任何论题都能够成为“流行学术”的。只有那些“学术超人”(类似于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才有资格召开这样的时装发布会。其他与会者一般都要认同、赞美这些“新时装”。不参加学术会议就意味着不时髦，不懂得流行色。

三　“学术研究”构成的超真实世界

学术时尚化不仅表现在学术的活动、组织、表达方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学术研究的内容上。

鲍德里亚曾经引用了拉达尔(E. Radar)的一句话来说明学术的时尚化的某种表面特征。拉达尔说：“在语言中，屈从于时尚的成分不是话语的意义，而是话语的模拟手段，即它的节奏、语调、发音；是词语的句式的选择……是表情……这对于思想时尚而言，不论是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也同样是正确的——被借用的是词汇，而不是研究。”(11)比如，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也常常会简单地把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在这里，存在主义或者结构主义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模式或者范本，其他的学术研究都按照这种模式和范本来进行。这与时尚领域是一致的。在时尚领域，时尚品都没有任何指称和意义，它的唯一的参照物就是模式。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时尚从来都不是生产出来的，它从来都是当下再生产出来的。模式本身成为唯一的参照。”(12)一旦结构主义流行起来，结构主义就成为参照模式，一旦存在主义流行起来，存在主义就成为参照模式。于是学术领域就出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时尚的思想产品。

不过，鲍德里亚认为，拉达尔对于学术时尚的这种理解仍然太肤浅了。它只是在流行的意义上理解时尚。它还没有把握时尚的本质。在鲍德里亚看来，时尚的本质就是无意义符号的简单编织，自我参照。这些符号不指称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用通俗的话来说，时尚领域中，人们自我娱乐，自己玩自己的。而按照模式来模仿的时尚，至多叫“赶时髦”。真正“时尚”学术是自娱自乐的符号游戏式的学术。它是自我参照，自我生产。鲍德里亚说：“整个文化领域自我参照。各种概念通过纯粹的思辨相互生成，相互回应。此时除了话语的‘表情’，话语的意义本身也在时尚的影响下崩溃了。”(13)这种自我参照的学术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学科都被他看作是一种自我参照的时尚学术。

这种时尚学术的特点就是，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设想而对被研究对象提出问题，并努力从被研究对象中索取自己所期待的答案。鲍德里亚称之为“循环性的问答”。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设想自然界可能有怎样的规律，然后就向自然界提出怎样的问题，“生物界存在着XX规律吗?”当他们从自然现象中得到了期待的答案之后，他们说，“生物界存在着XX规律”。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则更是如此。鲍德里亚说：“问/答这种循环性延伸到了所有领域。”(14)比如，在人类学中，人类学家们设想，原始人类具有某种特征，向他们提出(诱导性)问题，从原始人那里得到他们所期待的答案。原始人(特别是与现代人接触较多的原始人)也知道人类学家期待什么样的答案。鲍德里亚说：“除非承认土著人是完美的自然，没有能力仿真，否则那里的问题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对于一个诱导性问题而言，不可能得到一个不是仿真的回答(即不是复制问题)。”(15)当土著人和现代人频繁接触的时候，土著人获得了仿真(模仿)的能力。他们开始有能力对观察者的观察进行仿真(模仿、复制)的反应。于是，当现代人向土著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的时候，土著人就按照人类学家的期待给出了仿真性答案。同样，在社会调查中，人们给被调查者提出的问题，也类似于诱导性的问题，然后，被调查者给出了仿真性的回答。或者说，被调查者按照调查者的期待来回答问题。更广泛地说，在西方的两党政治的选举中，许多人进行了“民意调查”。这种“民意调查”就是如此。人们提出诱导性问题(两个候选人选择其中之一)，被调查对象按照问题给出了仿真性答案(选择其中之一)。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兴趣选择，或许他对于所有人都不满意，而只对自己满意。可是，给出的问题却诱导他给出仿真性的回答。但是，我们许多人却认为，这种仿真性的回答就是真实的回答。人们相信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于是这里出现了各种社会科学。

由此，鲍德里亚指出：“至于被调查者向调查者、土著向人种学家、被分析者向分析者所做的回答，人们可以确定，这里有完整的循环性：这些被提问者的表现，永远和问题对他们的想象、对他们的要求一模一样。今天，甚至精神分析的移情和反移情也面临这样的刺激的、仿真的、预测的问题的威胁，这种问题只是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于是，人们达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被调查者、被分析者和土著的言语因无可挽回地被超越而消失，但正是在这种排除的基础上，各个学科——人种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得到惊人的发展。”(16)从表面上来看，人们所得到的答案都是真实状况的调查，是由被调查者“客观”地给出的，而实际上，这些答案都是仿真性的东西，而被调查的东西的本来状况在这里被超越了，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了。而所有的这些科学的发展就是在排除了本来状况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些科学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仿真的结果。这种仿真的结果(统计数据)比真实的状况(模糊的、无法计量的)还要真实。鲍德里亚把由此而得到的结果称为“超真实”的东西。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超真实的东西既不真也不假。说它不是真的，因为，它所获得的回答是仿真的回答，而不是客观的回答；说它不是假的，它确实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社会的状况。比如，西方社会选举中的“民调”结果确实会与选举结果一致。

由于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仿真的结果，是诱导性问题和仿真(模仿性)的回答之间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社会的本来状况被超越了。这种循环似乎具有自己给自己提问，自己回答自己问题的特征，仿佛是一种自问自答、自我娱乐的游戏。这就类似于无所指的符号的自我编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把这种状况与时尚加以类比。在时尚领域，人们有一种时尚的冲动，即把无指称、无意义的符号进行自我编织、自我参照。在时尚的衣服、装饰品中，人们相互参考各种不同的东西，相互移植、交叉使用。在学术领域人们也开始进行这种符号的自我编织，自我参照。比如，在弗洛伊德刚刚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涉及人的真实的内在心理状况。然而，当精神分析理论不断推广的时候，许多人甚至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精神分析来分析自己了。这时候，如果有人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询问受分析的对象，那么受分析的对象就可以按照精神分析的期待来回答问题(仿真地回答问题)。人们可能会随意地把自己的心理现象都用“潜意识”来解释。在心理分析的临床实践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作为一个模式来使用，并有可能把所有的心理现象都用“潜意识”来解释。于是，“精神分析在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中心，本身也没能逃脱这种时尚的命运”。(17)这时候，“潜意识”就成为无所指的空洞符号，成为符号的自我编织和自我参照。

学术研究的时尚化的本质就是仿真，即按照想象而把“真实”的东西模仿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时尚化的学术中，真实和虚假、正确和错误就无法被区分出来了。原初的精神分析在现代社会的仿真背景下，其原初所设想的“潜意识”的真实性、它所进行的解释的正确性也被动摇了。鲍德里亚在《仿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书中曾经举例说明这种状况。他认为，仿真(simulate)的意思是，本来自己没有某种东西，却假装(simulate)自己有这种东西。(18)比如，本来一个人没有病，但是却假装说自己有病。既然病是可以假装的，那么这就是说，病是可以模仿的(simulate)。而模仿的疾病和真实的疾病甚至是无法区分开来的。如果能够区分开来，那么模仿就不可能了。假如一个负责批准请假的人一看便知道某人是在装病，那么这个没病装病的人还能请到病假吗?对于模仿的疾病，负责人无法对付，医生开药也无法治疗。假如模仿疾病的现象在社会流行开来，那么“医药”的概念在这里就被颠覆了。

既然真实是可以模仿的，那么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和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就无法被区分开来。这就如同我们社会中对于“真名牌产品”和“假名牌产品”是无法区分开来一样。因为，这些产品是完全可以模仿的，而且仿真和真实是无法被区分开来的。这就进入了真假莫辨的超真实状况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一样，既然真实是可以被模仿的，那么，真实和模仿就无法被区分开来。真学问和假学问在学术领域中是无法区分开来的。正如医生没有办法治疗模仿的疾病一样，学术评奖活动也无法治疗假学术。

在如今的社会，学术是可以模仿的，特别是按照时尚的模式来模仿：论文可以模仿，著作可以模仿，创新可以模仿。老师教学生写论文，不是教学生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而是教学生如何模仿，进行仿真性“创新”。在这里，仿学术成为真学术，真假学术无法分辨。学术上的模仿已经流行起来，“学术”概念被颠覆了，学术“仿像”出现了。

在一个学术时尚化的时代，学术研究成为时尚，而时尚却又成为学术，时尚和学术已经无法区分了。有时不知道一篇文章究竟是时尚还是学术，是真学术还是假学术。也许可以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是“超真实的”学术。它既不真也不假。

不过，时尚有类似于“自杀”的冲动，追求时尚就是学术“自杀”。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7)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126页；第135页；第137页；第136页；第129页；第126页；第127页；第一部分；第131页；第131页；第133页；第131页；第96页；第96页；第96-97页；第131页。

⑩翟振明：《索卡尔“诈文”事件的启示：把学术意识形态化是旁门左道》，《南方周末》2010年8月12日版。

(18)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 3.

来源：《哲学动态》(京)201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