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人文学科的“危机”和“转机”

人文学科中的“危机”(Crisis in the Humanities)一直以来都是现代西方学术界热争的话题之一。自二战结束以后，广岛和长崎的悲惨命运让超级大国意识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大部分经费资助都投向了科学学科和工程学科，不仅导致了各大学重理轻文的现象，而且更让人堪忧的是，大学的评估体系也开始以科学的量化方法来测评人文学科中的学术产出。除了大学体制所谓的改革之外，普通公众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也产生了偏见，很多人认为人文学科是不实用的，因为它不能让人看到直接的利益。冷战时代让人文学科披上了“竞争”的阴影，而工业和商业的扩张又让人文学科为了“生产”和“效率”而存活。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时，“危机”一词显得颇为戏剧化，但却说明了人文学科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这种隐喻的意义和目的是想在公众之间唤起改变现状的意识。

一、人文学科的定义与存在的意义

《新文学史》①在2005年的冬季特刊中专门深入地探讨了人文学科目前的病态处境[1]。Harpham②(2005)把人文学科概括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过去人类所遗留的文献和工艺品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用另一个视角看这个世界，并且增进我们对自身的深入了解。”[2]Harpham的定义让我们意识到了人文学科是对人类经验的研究，人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人类的过去，探索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史，目的是考究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为有用的知识，并思考这些知识应该如何被当下的人所应用、完善和改进。

总体而言，人文学科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狭义上的“人文学科”，简称“文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例如，历史、人类学和考古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学、语言学和翻译探究人类之间的交际方式和途径，以及人类是如何用思想和观念理解和表达自身的经验；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学考虑的是生命的意义，及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法律学观察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和原则；艺术、音乐、舞蹈反映的是人类肢体的美学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等等。狭义上的“人文学科”主要是在学科分类和学科功能的基础上作出定义的。

广义上的“人文学科”，或更严格地说英文的“Humanities”，不仅仅是指“学科”，而指的是“人类知识的文化”、“人类思维产物的总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对人文学科的定义是：“通过对话和阐释，人文学科对创建集体利益和产生不同风貌的见解(climates of opinion)有着独特的贡献。”[3]所谓“不同风貌的见解”是指人类的知识就像变化多端的天气一样，有时候狂风暴雨，有时候难以琢磨，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见解都有助于人类思想和知识的发展。

从上述的定义可以看出，人文学科主要可以总结为两大核心功能：阐释功能(interpretation)和转化功能(transition)。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在推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也应该背负这两大功能的使命。“阐释功能”指的是如何将信息转换成人类共同拥有、世代相传的知识。例如，文学就是人类经验和社会现实的隐喻表征，艺术就是其图像的表征，哲学就是其抽象推理的表征，历史就是其叙述和记忆的表征。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堆土都有可能是某种信息和记忆的载体，人类可以从这些物体当中获取信息并将其转换成知识。人类的信息载体包括绘画、文字和声音，因此，人文学科一直以来也都是以解读或阐释为基础。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和了解什么是人性，及人类生存的目标和意义。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在每一次重大知识更新的时候，人类的生存状态都会出现某些转变，因此，“转化功能”是指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是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人类的想象、人类的渴求和人类的欲望。

“阐释功能”和“转化功能”为人文学科奠定了必要存在的意义。早在古希腊时代，人文学科是市民教育的基础。古希腊人通过故事中的寓意化过程(allegorization)让人自我阐释其中的道德涵义，并让道德在个人身心之中内化或吸收，从而达到转变自我的目的。“阅读可以丰富我们想象力方面的经验，但是当阅读时我们如果能超越文字，并追寻文字背后的人性体验的话，这样可以强化我们的想象能力，把他者想象成自我，促使我们内化到他者的身心中去感知和感觉他者的想法。”[4]个体的自我转化是一种个人修养和素质上的提升。个体又是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体的升华是群体转化的推动力，从而有益于群体意识下的个体与他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整个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哲学关系，这种关系也正是人文学科所应该立足的根本。

除了“阐释功能”和“转化功能”以外，人文学科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伦理道德的思考框架。Brain Stock在他的“伦理与人文学科：一些历史经验的教训”一文中感触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想要通过人文学科的渠道去很好地传授伦理道德是让人不屑信任的一件事……［虽然］历史材料中总是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道德问题的背景知识，但是从过去的几代人身上已经证实了，很少人会相信人类的过去可以对我们现在的道德行为有着一种权威性的指引作用。”[5]除了当下人类的价值观和行为对道德伦理的忽视和轻视以外，Stock还对目前的体制提出了否定，他说道：“我们要问的就是，是否现存的体制能够让我们有效地教授伦理道德呢？从某种程度看，答案是‘不能’……目前的教育体制没有向学生传授道德伦理提供空间，特别是如何把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与我们每天经历的道德问题的挑战紧密相连。”[6]任何科学上的发展都必须涉及人文学科中的伦理和道德层面的思考。例如，克隆研究问题、干细胞研究问题、核能源发展问题、石油开采问题，等等。人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地球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生态失衡的现象，曾经认为是科技上的飞跃，在今天却遭到人文主义的质疑。但是，我们吸取教训了吗？战争、剥削、开发等一系列人为的因素反映出了人类真正贪婪、自私、霸道的劣根本性。人文学科的存在正是对人类这种劣根本性的再思考，推动人类更好地向真、善、美的目标发展。

二、人文学科的危机

人文学科面对的真正危机是什么？到底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就是危机呢？

早在1964年，J. H. Plum在他的《人文学科的危机》(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一书里就谈到了人文学科存在状态的几点问题：(一)过度“专业化”的问题，导致了人文学科过度狭窄和被边缘化的发展趋势；(二)人文学科中存有很多苦涩难懂的术语问题，阻碍了与外界和普通大众的交流；(三)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较为松散和不够系统化的问题；(四)人文学科使得教育变得漂浮，而缺乏明确的目的性；(五)人文学科在当今科学技术主宰的世界里显得无关紧要。Plum直言不讳地指出的这5大问题，点透了人文学科深陷危机的主要矛盾，而这样的现象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中依然存在。

除了上述的这5大问题之外，还有第6个问题，即人文学科的产业化和商业化问题。人文学科所谓的“不实用性”主要是指在当下商业发展的模式下，大众的观点认为人文学科是不能直接地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用生产和效率的有色眼镜去看人文学科本身就是对人文学科的一种病态和错误的视角，因为人文学科当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与经济资本的生产效益观点本身就涉及的是两种不同层面的问题。Fludernik谈到：“人文学科的危机，首先，是极端经济化过程的直接结果，同时也对西方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影响；第二，极端经济化过程不仅影响着人文学科，而且还影响着其他的学科，只有应用科学学科没有被影响，因为整个大学里用的评估指标体系都是以科学化的经济模型为基础的……短浅的经济眼光，曾经帮助过西方文明从宗教的盲从和意识形态的奴役中解脱了出来，而现在却正在摧毁教学和学术机构。同时，文化的商业化只是人类启蒙思想中的一个分支，是前进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种体现。这些主义的观念都是基于某种可操作性之上的，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效率最大化，以及站在反精英主义的立场中去考虑如何分配所需的物品。”[7]

Donoghue讨论了现代大学中人文学科的一些真实情况。“在经济模式的影响之下，大学变成了工厂，学生变成了产品。这样一来，把工作效率作为最终提升的目标，就会导致教学工作的重复性和缺乏创意性。每一个学生都用科学的方法去衡量和打造，这意味着大学只会变得越来越机械和枯燥，失去的不仅仅是原创性和想象力，而且还缺乏在人类整体的知识基础上进行任何的扩充。从学生到教授，经济模式体制下的衡量指标让人文学科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连环危机。”[8]Skirbekk针对科学主义的“量化”问题是如何导致人文学科的衰败时也谈到：“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生活世界的‘系统化’，即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行政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支配，越来越难以仅仅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进行理解。这既是文化的危机，也是人文学科的危机。”[9]Skirbekk的论证非常具有价值和意义，他不落窠臼地总结出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学科是基于一种目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换言之，“把水变成冰这样的过程是具有科学的规律性的，并且在一个目的合理的情形下可以是有用的，而像文学史这样的学科没有这样的定律，因此，这类学科不能依赖于有用性的论证来获得其信誉，而只能依赖于文化的论证(以及为所有学科共有的有关真理和对真理的追求之内在价值的论证)”[10]。这个观点又回到了霍米·巴巴对人文学科的定义，即各种“不同风貌的见解”。人文学科是无法有其明确的量化指标的，因为不同时代关于真理的理解和追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天气一样，变化多端，因此，对人文学科的量化就好比把一个世界禁锢在水晶球中一样，失去了意义和生命力。Nussbaum在人文学科教育的价值观方面的探讨中也反对现有的经济模式对人文学科的毒害。她呼吁人们应该抵制人文学科贬值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部分。她分别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重点谈到现代教育从“人性发展的范式”到“经济增长的范式”的转型过程中，国民真正失去的是什么。在Nussbaum的著作中，值得关注的是，她提到了人文学科的危机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种族、语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多元局面对人文学科提出了更为复杂和高级别的要求，跨文化交际、传理、翻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等新兴的学科更需要得到新的发展，这也许就是人文学科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个崭新的契机[11]。

以上梳理总结了西方人文学科“危机”的深层矛盾。这些情况也是全球，包括中国本土在内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把人文学科的处境比做是“沉舟”和“病树”，虽然“沉舟”溺于水底，但水面上仍有千帆驶过的希望，虽然“病树”快要垂危枯竭，但是无论在什么艰难的处境下，都应该为人文学科辩护，及帮助人文学科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国家和人类作出贡献。因此，本文接下来正是要从积极的角度谈谈人文学科的“危机”应该如何看做是“转机”的。

三、人文学科的转机

人文学科的危机和局限恰恰为其转机和创新提供了机遇。在面临重重困难时，人性自身会在其道德底线上反折出某种忧患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对现状采取改变的措施。从史前时代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经历了从荒野到农耕的改变。人类在农耕的过程中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生存经验，而且还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农耕文化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开始，同时，也为哲学、宗教、文学、政治和书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自然灾害和战争一方面让人们在生存和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揭露出了人性的贪婪和自私的本质。然而，在面对死亡和生命的可贵性时，人类又意识到了追求真善美的重要性。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到古罗马的城市生活的转型当中，人类开始了共和体制的思想，有了民族和国家的雏形概念，并且对教育和生活的质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亚历山大的野心冲开了人类对世界视野，同时也带入了多元文化的意识。道德的沦丧让罗马帝国陷入了危机，而基督教中的自我忏悔和人性原罪的意识又为中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宗教的兴盛推动了哥特时代的大学教育和高等学府机构的形成。神学的研究又重新定位了人文主义的概念，并且随着14世纪对自然主义的崇尚，及文学通俗化和对女性的人文关怀，让人类转入了之后整整持续了三百多年之久的文艺复兴。人文学科在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启蒙主义到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而，人文学科命运最终还是无奈地屈服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科学应用问题。在人类文明转型时，现实主义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当人文学科也服务于现实主义的时候，往往揭露的都是人性和社会丑陋和阴暗的一面。这种本能的抵制与反抗是来自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呐喊，正如Stewart所指出：“我们［人类］是制造图像和运用符号的生灵，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物种，我们都在延长童真性。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我们自己进行拟人化的过程，而艺术和人文正是为施行这样的任务提供了场域。”[12]当人类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一刻，人类也许就感知到了人性，而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和发展自我，实际上是在坚守和保卫自己作为“人”的意义。这个过程就是人对自我的“拟人化”过程，也是人类原本童真的体现，而人只有通过人文艺术的表现形式才能更加地强化这种感知，及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记。

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转机的张力当中生存和发展。回顾了人类发展的起伏，接下来应该探讨的是人文学科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转机”。笔者认为，人文学科的转机应该从“数码时代”下所产生的哲学观入手探讨。人类在数码发展的时代中是如何进行阐释的或如何把网络体意识下的信息转化成知识，以及这些阐释的结果又是如何帮助人文学科走出危机和走入转机的。

Edmundson提到：“书本的最大的用处是什么？看书的最终和最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不是理解，或不仅仅是理解，而是改变。我希望，我读过的所有书都能促使我更好的改变自己。我希望这种改变不仅是改变了我自己，而且还能尽最大的可能改变我所处的社会。”[13]Edmundson的这段话概括了人文学科的本质，即阐释和转化，同时也映射出了“基于文本阅读”的这种活动是从古至今人文学科所依赖的根基。

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是否和以前一样或已经在转变。数码时代下的网络体意识已经逐渐从二元走向立体，从点对点走向了游牧的特性，并且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勒兹和迦塔利说：“在一本书里，就像在其他事物中能找到的一样，有着断点或接合点的线条，有着层次和界域；但也有逃亡的路线(lines of flight)，去疆域化和去层次化的移动。”[14]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哲学观点反映了网络体意识下人类阅读的体验，例如，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一个文本与其他客体、一个文本与其外部的关系。他们关心的是一本书是怎样繁殖的，并且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变形。一本书本身就是一种重新组合(re－assemblage)，其中包括很多断点和接合点，不同的因素在这种组合中协调合作，促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统一。所谓的“逃亡路线”其实是指阅读时的“游牧性质”，阅读没有边界的限制，也没有层次的制约，阅读是一种流动的体验，而数码时代下的网络体意识正是为这种阅读体验提供了场域，因此，当人类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时，打破了传统的“树状”的知识分类结构体，而应该是一种“块茎”(rhizome)的形态存在的。所谓的块茎，就像是一种爬山虎式的植物，不局限于某个根基，并且切断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独立生存，任何东西之间都存在联系，并且可以重新组合。德里达在《未来的Profession和无条件的大学》一文中提出：“现代的大学不应该有任何条件的限制……无任何条件就是不需要为经济利益所服务，或者为任何权利所服务。人文学科被纯科学和应用数学所绑架，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会对学术世界是一种有效益投资。”[15]大学和人文学科不应该有任何边界的局限，学科之间也应该在开放式的状态下自由交流。虽然，德里达设想的未来的自由大学在现在看来过于理想化，但是其意义在于未来“大学”不一定就是局限于一个校园、一栋教学楼、一个图书馆、一间办公室，等等。未来的“大学”是一种网络体意识下的状态，知识是流动的，是可以无限结合和重组的。

数码时代下的网络体意识阅读体验也许就是人文学科的转机。当人们不再循规蹈矩地局限于传统知识的牢笼里，而是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参与到开放性的阅读时，把分散的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就会让人不断地看到前所未有的创新，甚至会让人为此感到无比的兴奋。虽然科学技术的量化模式和商业经济的高效产出理念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这只是科学模式对人文学科的错误应用。科学技术本身一直以来都在为人类创造文化，帮助人类不断地转化和转型。“科学不仅仅只是关注满足人类从自然当中获取物质的需求问题，还关注了解宇宙(世界)的心理需求，如何在思想上与自然形成统一，让人感觉在家一样。”[16]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例如，17世纪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让人类认清了宇宙的浩瀚，而同时代荷兰人发明的显微镜又让人类再次发现肉眼之下微小世界的广袤。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外在宇宙的无限大与微观世界的无限小其实是一样的庞大和无限。这种发现让人们对自我的存在问题产生再思考。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场地、一个工具，正如网络世界一样，真正在其中发挥作用和创造文化的还是人类本身。

人文学科在网络体的阅读体验之下正在或将会产生巨大的转变。首先，网络可以让更多的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的人，都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第二，网络不仅改变了出版业的运作方式，同时也让作家和个人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快、更好和更环保的机会。第三，书本已经不再是人文学科传播的主要渠道，书本只是其他媒体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数码网络的数据管理和基础建设，如数码图书馆、艺术馆、音像馆等，可以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超越以往的研究局限。例如，利用数码技术可以在人文学科领域做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帮助研究者用最有效的方法做文献综述，利用卫星地图定位和图片或影响来视觉化文字的描述，以及各种跨学科研究等。第五，社会网络的建立有助于扩大人际关系，更多的人可以进行各种语内和语际之间的交流和无国界的合作。利用网络空间可以进行各种现场的课堂教学和上传录制的学术讲座。第六，网络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激活了翻译行为和语言习得，从而又丰富了传统人文学科中的内容。

数码话语和网络体意识已经渗透到了现代人的思维和社会生活当中。当阐释的过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也意味着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了新的曙光。传统人文学科的危机在面对科学应用主义和经济模式的不适应时，产生了人本能道德底线自然地回应。这种回应在人文学科的发展史上并不是第一次，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人们会主动和被动地接受、认同、吸收、适应和习惯这种变化，最终这种变化又即将推动新一轮人文学科的发展。

四、结语

人文学科是人类集体的知识结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了解过去、反思现在和计划未来的主要基础因素。人类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蕴藏于人文学科之内。人类在阐释与转化之间从荒蛮走向了文明，从本土走向了全球，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固定走向了游牧。在危机中的错误之下进行反思也意味着转机，用勇于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敢于突破目前的困境也体现了人类在人文学科的熏陶之下所产生的道德良知。人文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鲜事物的发展总是有着其双刃剑般的矛盾性，一方面，科技为人文学科带来的便利，改变了人类思考的模式；而另一方面，人类伦理道德层面的思考也不能忽视，否则科技也意味着灾难。数码话语和网络体意识会为人文学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和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如何更好和更完善地做好基础建设工作和伦理道德的规范是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人文学科的本质问题。

【注释】

①《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是由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创办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一部学术期刊，主要关注领域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②Geoffrey Galt Harpham. 2005. “人文学科危机中的内幕与外因”(Beneath and Beyond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Geoffrey Galt Harpham是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国家人文学科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杜克大学研究教授。

 【参考文献】

[1]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 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2]Harpham. Geoffrey Gait. "Beneath and Beyond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A]in 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21-36.

[3][4]引自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哈佛大学马辛德拉人文学科中心(Mahindra Humanities Center)主任致辞[EB/OL].http://www.fas.harvard.edu/～humcentr/about/directorsletter.shtml.

[5][6]Stock, Brain. "Ethics and the Humanities: Some Lesson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A]in 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1-17.

[7]Fludernik, Monika. "Threatening the University—The Liberal Arts and the Economization of Culture"[A]in 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 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57-70.

[8]Donoghue, Frank. The last professors: The twilight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M].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0]奎纳尔·希尔贝克(Skirbekk, Gunnar).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8(3).

[11]Nussbaum, Martha Craven.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M].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Stewart, Susan. "Thoughts on the Role of the Humanities in Contemporary Life"[A]in 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93-103.

[13]Edmundson, Mark. Humanities Past, Presentand and Future.[A]In Special Issue: Essays on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J]. Volume 36, Number 1, Winter 2005: 43-46.

[14]Deleuze, Gilles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Translated by Brain Massumi.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15]Derrida, Jaques.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In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M].Tom Coh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Bohm, David. On Creativity[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