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从院士造假事件反思中国院士制度

据《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0日报道，截至2013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中院士总人数已达750人（其中外籍院士7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已达到807人（其中外籍院士45人），除117位外籍院士外，目前两院院士以多达1440人。这大概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最庞大的院士集团。

院士，按照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说法，是“国家设立”的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方面，我们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院士集团。

更具有反讽意味的另一个悖论是：一方面，据说“每位院士都是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中国工程院致2013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另一方面，两院院士乃享受副部级高干待遇的特殊人群。这就意味着中国有1440个不是高干胜似高干的1440个副部级院士特殊高干群体。

副部级，意味着这1440位院士在生活待遇、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成为学界中的“人上人”现象。

正因为院士，不再是学界中的特殊人群，因此，原本是“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异化为学术特权的象征。这一学术特权，不仅仅在于一旦当选院士，即“为终身荣誉”，戴着这一“学术皇冠”，直至终老此生；而且还在于，一旦拥有“院士”身份，无论是个人、团队还是其所在单位，随之即带来“利滚利”式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乃至巨大的经济利益。

院士造假事件，已经不是一起了。几年前的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中国中医药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课题组，连续在国外发表造假论文，也仅是以其中一名副教授被除名而草草告终，尽管央视做了专题报道，还出版了《较量》一书，但李院士还是院士，光彩耀人，依然风光无限。

最近曝光的院士造假事件，乃复旦大学王正敏院士被其弟子率先举报的论著涉嫌抄袭、发明涉嫌造假事件。这位有“东方一只耳”之誉的王院士“学术造假现形记”，“从‘造’论文到‘造’发明专利，然后造假再从学术链传导到产业链，层层推进，高潮迭起”（刘志权），包括央视在内，主流媒体给与了广泛关注。这位王院士，据说自1999年起即接连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三次院士而未果，后成功申请中科院院士。一旦院士袍加身，身份就立马不一样了。据央视记者报道，王正敏院士团队单2012年即获经费四千多万元人民币，金光灿灿，财源滚滚。

院士，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得吃喝拉撒，也有喜怒哀乐，由七情六欲。因此，既然是人，就难免人性的弱点，出现包括造假事件在内的问题，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通过院士造假事件，在我看来，更应值得探讨、反思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

我之所以在此用“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就在于目前的院士制度所反映的“中国特色”，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第一，     院士制度的异化。

这一特色首先体现的官本位体制下的学术荣誉、学术称号异化为副部级高干的特权集团，从“学本位”到“官本位”的蜕变，再形象不过地折射了院士制度的“中国特色”。

第二，院士制度对科研的消极作用。

1440个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庞大的院士集团，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高等教育界和科学研究及工程技术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学术-科研既得利益集团，极其不利于学术创新、科研创新和发明创造。裘法祖院士表示：“科学界是个最要不得权威的领域。现在把院士抬这么高，塑造成权威，对研究不利，对年轻人不利”。有的院士开诚布公地批评道““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复旦王院士造假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国家每年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投入数以万计的科研经费，其中相当一部分科研经费流入院士集团，但我们中国究竟有哪些真正是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创新成果或者世界级发明成果？迄今，除了文学奖和和平奖外，中国科学家迄今还是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大约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了。

第三，院士评选是否公平？

复旦王院士申报院士的材料，从现有的证据看，其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按照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关于举报我校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学术规范字（2012）6A号）的说法，“王正敏为合作者之一所发表的几篇中文论文中，有些论文内容高度重复，属于重复发表”，在申报院士时将这些论文列入申报材料之中而未作任何说明，“在学术态度上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曾经两次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尽管均未当选，但据他本人在法庭上陈述，他曾为参评院士，曾用两千多万元“打点关系”。据《新京报》记者调查，张曙光任职运输局局长之后，发表论文近10篇，其中多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铁道部科研开发等项目支持；但其署名的专著《铁路高速列车应用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动用了铁路系统所有资源”，系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为主的六家单位的副司长、副处长、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三十人捉刀而成；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该书也被发现有涉嫌抄袭问题。顾海兵教授指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现行院士制度的流弊，已经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诟病。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总结道：“我观察，每次增选，大都没起到促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功能，甚至引发了更多的矛盾。为什么？因为院士被神化了。如何才能把院士请下神坛？只有拆庙才能赶神”。在顾教授看来，“拆庙，就是要名实相符，取消只能被神化的院士称号，用世俗化的会员取而代之，即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改为中国科学学会（中国工程学会）会员。院士制度产生了许多束缚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问题。中国的院士制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早改早得益，是废除院士称号的时候了”（《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

第四，院士特殊身份背后折射的巨大利益黑洞问题。

据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透露，拿课题正是很多院士热衷去干的事，一个是为自己课题捞钱，一个是让别人挂你的名申请课题，帮别人捞钱，自己再收获利益，“他组织他的学生来申请，自己当评委。现在不得了，经费弄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利益巨大”；至于社会活动，秦院士对记者表示：院士确实会有各种社会邀请，参加评审、讲座、会议什么的，“总会给你些报酬的，每一笔报酬不算多，但是你做活动多了，那又是一份工资了”。至于社会兼职，据《学习时报》披露：2012年，“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

第五，院士制度的存废问题。

早在八年多以前，据《南方周末》报道：2005年11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院士坦率地表示：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汪品先院士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改革院士制度，已成为不少资深院士在内的学界人士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明确提出了“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我的建议是：

第一，废止院士“终身制”。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身作则退休了，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只进不出终审院士制度？

第二，凡是存在学术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的院士，切实采取“令容忍”，将其从院士中除名。据《新京报》最新消息：王正敏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七名院士推荐人中的四名推荐人，日前向中科院写联名信，在列举其涉嫌论文造假问题后，要求对王正敏予以除名。中科院表示，目前正对此事进行相关调查。我们期待中科院给予社会一个公开、公正的答复。

既然“院士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顾海兵教授语），那么，不妨从尊重学术共同体的意愿出发，通过个案积极推进院士制度改革。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来源:长江商报“书生论语”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