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 抄袭剽窃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

    据报道，于艳茹在北大攻读博士期间在中文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发表的文章涉嫌大幅抄袭，这件事在各大媒体上受到许多关注。

　　除去外界看热闹的议论和冷嘲热讽，也有人疑惑，过去有些人就是通过“翻译作品”当上了教授，翻译究竟算不算抄袭呢？笔者经常听闻一些研究生、青年学者在私下热议“现在如何认定抄袭”、“查重软件的原理是什么”，不禁要反问：抄没抄，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此事真正应该触动的是学界内部的自省、自净。

　　从报道的情况看，于艳茹做得相当隐蔽。其一，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保证没有一个“字”写得一样，任何软件都查不出来。其二，原作发表在国外历史学专业期刊，抄袭文发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跨两个学科、两个学术语境。其三，原作发表于1984年，抄袭文则发表于2013年，间隔很远。做到这种程度，还是发表不到一年就被发现了。

　　即使没有被发现，也是可悲的事。一个学者，一旦把向着前方开拓新知的心态转了向，心态从求知的跃跃欲试变为侥幸，把聪明才智都花到如何剽窃并躲避查重上去了，不论什么原因，都是在饮鸩止渴，无异于“学术自杀”。早在被揭发之前，他的心思已经对创作的热情、勇气、自信关闭了。

　　中国的现代学术起步较晚，对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讲究经历着一个逐渐严格的过程。诚然早年有一些学术贩子每每擦着底线，走着灰色地带，混到了今天。可是，一次次被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说明，底线已经不断地提升上来，过去的底线低于如今的底线。那些站不住脚的成果曾经换取过少得可怜的利益，追责却是无期限的，对不端行为的批判也远远超过以不端换得的利益，这一点都不冤枉。总是探着底线而不是盯住前沿做学术的人尽早改行为幸。

　　真正的学者，不断学习、探究、产出新作品还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钻研作假的技巧。我们的学术事业还远远不够繁荣，可是一种懒惰的、不严肃的倾向却已经滋生起来，好像学术研究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或者一份为稻粱谋的职业，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脑力、体力而不是火热的心灵，只是按部就班地工作而不是殚精竭虑地创作。

　　学术生命只能在创新中存活，学术职业非常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职业。它为全人类产出知识，虽然知识带来财富，但学者本身只占有很少部分，大部分的光和热如同公益一般弥散在社会，所以它不是一份从个人经济收益上看划得来的工作。和其他行业相比，学术界无情地低估那些仅达到合格、普通、一般化的平庸作品的价值，而强烈褒奖最杰出、新颖、突破性的创造。学术的成果也不同于任何速朽的物品，它一旦进入知识演进的行列，就以被后人认可为“垫脚石”的方式成为“永恒”进步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最大担心是自己做不出哪怕一小步足以推动、改变人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或者说，他探索了一生，然后就被世人遗忘了。学术生涯的最大价值往往在身后兑现，现世可得的福利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于是学者极端珍惜声誉、爱惜羽毛。永不停息地创作，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己，也请求被人超越，这就是学者选择的命运和特有的赤子之心。

别看法律、行政、舆论上的谴责、抵制、处理好像都轻描淡写，对一个假学者最大惩罚是他将自己困在一个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的艰苦行当里蹉跎了人生。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