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批评界的分化与批评家的时代形象

当前的文学批评界，汇聚着精神谱系和文化背景殊异的各色人物。这是最近20余年间社会型构持续变动的必然结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为了抵制指向“批评界”的种种批评意见，这样一些人当中却迅速突现出了一道阵势不弱的统一战线。

围绕“批评缺席”论的争议是一例较引人注目的个案；批评家们组成了反击这一论调的联合纵队，他们的逻辑是，未能在某一事业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是没有资格对这一事业说三道四的。这样的逻辑似乎是正当的，但它实际上最终只能收到自打嘴巴的效果，因为它否定的是普遍意义的批评，其本质是自悖的。从这例个案可以看出：为了抵制批评意见而结成的批评家统一战线在理性尺度上是虚软无力的，他们的统一性仅仅表现在情绪层次。具体而言，他们都抱有一种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的情绪。这种集体情绪使“批评界”这一在精神谱系和文化背景双重维度上失去了所指的称谓，在情绪层次上重新获得了实质内容。

但是，无论多么乖僻、多么强烈的情绪，都不可能遏止批评意见的产生。1990年代后半期，针对“批评界”的批评观点时有显露，比较直白的说法有“失语症 ”、“理论资源匮乏”，比较委婉的表述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以及学风与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只是由于近来以“百年结账”、“世纪回眸”为主题的怀旧热潮骤然升温，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有关“批评界”的冷静思考暂时受到了遮蔽。

“批评界”并不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且成绩卓著的批评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无可挑剔，甚至也很难说是“形势大体尚好”。作为一个职业或一个行当，批评当然没有从公共领域退席。相当数量的批评家得力于全社会物质条件和信息传媒技术的改良，正在著书立说的个人功利征途上纵情飞奔。谁也不能说这些有名有姓、有活力的职业批评家们从文化工业的操作车间里消失了，相反，这些手段娴熟、干劲热火朝天的职业批评家们此时此地此种方式的存在，迫切地要求人们予以高度的关切和评价。不过，如果我们的着眼点不是职业，也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批评界”或“批评家”作为概念所依据的本质规定性，即批判的能力和勇气，那么，我们将很有可能不得不承认“批评缺席”这一观点置于当前的文学、文化氛围中是极具说服力的。在精神生活的空间里，批评家们不仅溜到了自己的工作对象那一边，而且已经暗暗滋生出逃避反思、拒绝自审的习性。他们一方面放弃了履行自己职业责任的权利，使“批评家”这个职业在社会学意义上名存实亡，另方面又巧妙地豁免了自己，使最后一个可能的批评对象从他们自己的意识里隐匿得无影无踪。这么一来，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就只剩下清一色的和谐安详。他们自己显然不会把这一派和谐安详的假象当作真实，但他们要维护这种假象，进而把这种假象转化为他们赖以进行丧魂失魄、徒具形式的批评表演的“现实依据”。

有名无实的批评是技术理性彻底压倒目的理性的时代所欢迎的。反过来，只挂招牌而总也拿不出货色的批评家和买空卖空的批评活动，对技术理性支配一切的时代特征也具有指证意味。就表象而言，在技术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批评家”这类人往往是博学的，他们的谈吐和文章里通常充斥着一大堆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外著名学者的名字和片言只语；思想立场毫不相干甚至根本对立的古今贤哲及其学说可以被这样的“批评家”们生拉硬扯地纠集在一起，作为支持一种低劣得经不住任何推敲的见解或概念的凭信。肢解各种严肃思想成果的做法符合技术理性的一般要求，只有这样的做法才能最有效、最方便地破除催生批判精神的理论资源。流行于技术理性时代的伪批评之间不可能形成实质上的辩难关系，它们的内核同样都是些陈腐得不值一辩的见识，只不过在藉以哗众取宠的外包装上呈现出了有限的差别。进入1990年代之后，“批评界”罕有学理蕴涵丰富的论争发生，其部分原因即潜伏于此。

“理论资源匮乏”的观点试图从较深层面触及当前“批评界”的弊病，但由上述分析可知，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现在可供批评家利用的理论资源不是相对不足，而是相对过剩。换句话说，出故障的环节不在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储备，而在理论资源的处置和利用。这里要害的问题是：今天的“批评家”们究竟有没有妥善利用现存理论资源的能力和胆识？那些既有批判力量又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资源落入今天的“批评家”们手中，是顺当地焕发出了它们本有的活性，还是被半出于蓄意、半出于愚蠢地拆散为毫无效能的一堆零碎，以致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扼杀，丧失掉全部的生命力？

时下习见的情形是：“活学活用”伟人语录的集体经验正在“批评界”全面复苏，自命新潮的一代“批评家”操练起这套本领一点也不比他们的老前辈逊色；望文生义和断章截句的游戏正如火如荼地向纵深蔓延，有价值的思想库藏被删繁就简地切割零售，沦为可供庸人拿来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小道具；而这样的庸人又正倚仗其数量上的优势有力地刻画着当今社会整个批评行业的总体状态。

身处作为社会职业和作为精神实质的批评面临益趋加强的挤压，无法继续用两全之策相应的时代境遇中，以批评为业的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保卫作为社会职业的批评，而牺牲作为精神实质的批评；另一种选择是保卫作为精神实质的批评，而牺牲作为社会职业的批评。

作出前一种选择的人目前俨然已成为批评家时代形象的塑造者。这一形象招摇于外的主要特点是博学、善变而又极端珍视自己的职业身份。详尽揭示这类形象所包藏的生存哲学内涵难免要大费周章，这里仅以一言蔽之：这种形象究其实完全可以等同于一种虚拟符号。它的“博学”意味着对既有思想成果和学术产品的糟践，它的“善辩”意味着对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展开做秀式的驳诘（其情势正如鲁迅一篇题为《扁》的杂文所讲述的故事：几个自称视力甚佳的人就一块尚未挂出的匾上题写的字样展开了激烈争执），而过分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则恰好证明隐蔽在这些形象背后的人们已经把批评家的职业本质属性出卖殆尽，剩下一个空洞的名分成了他们唯一和最后的依赖。如果非要说这个幻影般的批评家的时代形象还有什么内在本质可言的话，那么其本质无非也就是“对外取消批判”和“对内抗拒反审”这双重形象的结合。

生存方式上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与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顽固的个性禀赋相关。谁也无权强求别人改换生存方式。尤其是那些作出选择之前业已充分论证过个人得失损益的聪明人，他们是绝不会被一场哪怕是轰轰烈烈的学理讨论说服的，更不会被那些在生存方式上作了与他们不同选择的人们炽热坦诚的话语所打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如人文精神和学风、学术规范之类问题的讨论，在现阶段社会环境中未免显得有些迂阔。

行走在不同路径上的人们理应懂得彼此捍卫对方自由选择权的重要性。一切试图相互干预、相互影响的努力原则上都应该中止，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强化差别为最终旨归的对话。但这需要一个极简单而又极易被忽视的前提，即大家必须首先确认彼此分化的事实。这一点对当今的“批评界”来说，是刻不容缓的。因为现时“ 批评界”的分化已达到了空前深入、空前复杂的程度，而不少自居为重要“批评家”的人们对此却讳莫如深。

一个早已分崩离析的“批评界”再也没有力量承载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共议题。具体的议题必须交由具体范围内具体立场上的具体人群来担当。然而当批评家们在社会/文化/思想多维空间里的布局态势尚未被辨明时，与具体议题相适宜的具体范围、具体立场、具体人群均是无法界定的。“批评界”反观并检审自己的工作不会一味延搁下去。启动这项工作的，只能是那些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断然扔掉了批评家的职业外套而守护住批判精神的人——他们是终结一个批评瘫痪的时代的最有指望的人选。

(来源：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