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顺】“学术泡沫”问题与学术批评的立足点

网易搜索显示，有关“学术泡沫”的信息多达14000页，约14万条。虽然这其中有多条信息相互重复，但也足以见出，当今“学术泡沫”问题何其引人关注！浏览了其中一些文章后，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论辩？这就是，我们究竟是应该立足于知识创新的尺度，或者说立足于纯粹学术史意义来看待学术研究呢，还是应该以学术之用的立场来看待学术研究？这两个立场照说不应该这样截然分离，但事实是，近年来，伴随中国学术批评的兴起，一种单纯面向学术史的知识创新的眼界正在遮蔽学术之用的视野。这种遮蔽的后果显然不仅仅是混淆了有关“学术泡沫”的是非。

一

由众多知名学人参与撰写的《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9页中旗帜鲜明地写道：“学术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创新。离开了创新，学术研究将失去其意义”。这里的“只有一个”“目的”，看来似乎已经是一条公认不移的真理了。所以“创新”成了当前谈论学术、抨击学术泡沫的绝对标尺。比如，以连篇累牍抨击学术泡沫而颇受关注的青岛社科院的杨曾宪先生就将“既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① 定义为是否学术泡沫的分水岭，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教授也口气决断地指出：“是否创造出有价值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新范式。如果离开了这些评判标准，无论你发表了多少‘皇皇巨著’，获得了多少‘重奖成果’，从学术角度而言都毫无价值，都是在制造学术泡沫。”② 一句话，凡是未能超越前人的重复研究，都是学术泡沫。

假如这样的观点是毫无疑义的话，那么，举国注目的中国科学院的龙芯研究，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推出的“龙芯1号”、“龙芯2号”也就只能划入学术泡沫之列了，因为它们显然属于未能超越英特尔和AMD的重复研究；而事实是，类似于龙芯这样的重复研究（像国家设立的“863”、“973”项目，大多属于这类重复研究），他们具有跟踪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重大作用，是国家独立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如果说产品研发因为受到专利限制甚至涉及国家安全，在学术评价中有其特殊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人文社科中的例子吧。比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上述知识创新的尺度来看，是不是也应该归入学术泡沫之列呢？它不过是重复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毛泽东《实践论》里的基本观点，一种“老调重弹”成新曲而已。而围绕这篇文章所展开的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学术大讨论，在半年多的时间所发表的600多篇文章，“从学术角度而言”，基本上也只是在实践论和教条主义两种观点之间重复来重复去，那不就成了一锅学术泡沫的沸腾狂欢了？那么，这篇文章和这场讨论，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从而打破一个时期以来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创造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新时期的到来所作的思想理论准备，与人文社科的“学术意义”、“学术价值”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组织过一个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论文著作水平的调查，《光明日报》等媒体公布的调查结果是：真正创新的只占1—2％。98％的论著大多有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或是在重复西方舶来之说。但正是这些缺乏知识创新的论文著作把当时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从狭隘的阶级论和政治话语的圈套里解放出来，实现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社会的文化信念和价值体系。试想，假如当时的论文著作没有这个98％，只有那个1—2％，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它能够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吗？

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重复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似乎是它的一个天性。相似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不断地被提出来。围绕一个问题的学术讨论渐渐地歇息下去，那问题似乎被解决了；但在另一个历史时刻，当相似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时，那问题又确乎还未解决而且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些相似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尽管浸透着主体作为存在的感悟体验，常常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但在这些不尽相同的回答中，真正的创新其实并不多，较多的常常是，让某些已不流通的知识再改头换面地流通、运用起来而已。比如，就大的问题来说，“我们的国家应该向何处去”？这样的发问自孔子一直重复到当代。孔子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主要采用“述而不作”。也就是说他主要依靠重述某些已经遗忘或濒临遗忘的知识来表达他的现实关怀，而不是极力去创造新知识。这说明，在中国的先哲看来，解决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创新知识也不过是为了问题的解决。

将学术研究“归根到底”的目的规定为“创新”的观点，渊源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种“纯学术”的理念。如果你追问，何以要去创这个新呢？“纯学术”论者回答：它源于人之好奇与求知天性。这种为学术而学术，为创新而创新的“纯学术”理念，虽然在超越实用性目的对学术研究可能造成的束缚，在争取学术的独立自主与自由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很片面的学术观念，因为从人类学术研究的起源上说，既有源于人之好奇与求知天性的，也有源于人生忧患的，更何况源于忧患的“为治”、“原善”的学术正是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呢？所以，我认为将西方“纯学术”理念下的尺度作为一种绝对学术尺度来批评当前中国的学术，有违中国学术的本性。

“纯学术”观念与“纯文学”观念有着家族相似性。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推崇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不及物之“纯文学”观念，它对于当时文学的去政治化、彻底颠覆工具论，解放文学的形式探索空间等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种“纯文学”的观念一旦作为一种普遍的尺度而肆无忌惮地排他的时候，文学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就逐渐丧失了，文学开始失重，开始面临意义危机。结果是在历史进入90年代后演化出了一场对于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的批判。就当前中国学术批评所表现出来的单纯面向学术史的知识创新的眼界对学术之用视野的遮蔽倾向而言，“纯文学”观念的上述中国之旅，对我们应该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二

在当前对“学术泡沫”的抨击中，还有一种观点，一再地被重复。即“学术泡沫”的泛滥来自学术研究中的“人海战术”，因此“学术大裁军”、“人员分流，为研究队伍瘦身”等等呼声不断。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较早提出“学术裁军”的，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的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而在多篇文章中不断呼吁“学术大裁军”的是杨曾宪先生。他甚至设计了“学术大裁军”的具体方案：“只在少数重点大学设研究型教授岗位，多数大学只设授业型教授岗位”。对于研究型教授岗位的设置，他以北京大学为例进行陈述：“第一步，将目前所有教授、副教授岗位，全部宣布为教学型系列。（经过几年之后的学生投票决出教学型教授、副教授、讲师之后），再按比例（比如5∶1）设研究教学型教授、副教授序列岗位。”杨先生这一“学术大裁军”方案的目标是“将90％的大学教师”清洗出学术研究的队列。因为“研究要靠少数精英，人海学术是出不了大师的”。③

这里依然涉及的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目的问题，如果学术研究“只有一个”“目的”—“创新”，如果学术研究的目的只关系到纯粹学术史本身，即只关系到在学术史上留下多少新知的话，我觉得“学术大裁军”的主张，杨曾宪先生的具体方案都不失为可以一试的举措。

这里还是仅就高校来说吧。高校教师从事科研显然首先是从培养人才着眼的，而不是单纯为了直接在学术史上留下印记；否则，我们完全可以将杨曾宪们认可的几个研究型大学的几个研究型教授放到科学院去当研究员好了。要知道，最初的牛津、剑桥大学也只是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型大学”，是洪堡的教学、科研并举的理念推动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因而推动了德国的迅速崛起才改变了世界的大学模式。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任何领域的学术问题，如果没有学生尽早的、积极的参与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繁荣。而造就美国高水平大学的根本因素就是他们赋予年轻学生参与机会。学生通过参与研究活动，能够使他们对科学基本问题有一些认识和理解，培养其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从而转化为创新活动。而如果在中国连北京大学的教师，也只有极少数被要求从事科研，那更多的老师又怎能兴致勃勃地带领“学生尽早的、积极的参与”到学术中去，“培养其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从而转化为创新活动”呢？要知道，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不仅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就是本科生也是要求做毕业论文的呀，老师们不作科研，不写学术论文，又怎么指导学生写学术论文呢？

我国高校自1999年以来，不仅普通本科年复一年地扩招，硕士点、博士点的增长也是突飞猛进。比如，2006年河南省新增博士点69个，硕士点413个，一年的增长就超过了过去20多年的总和。面对教育的这种发展，高校的教师规模在迅速扩充，难道在这样的情势下，兼做科研的教师不是应该相应地增加，反而应该为了“少数精英”，为了出学术“大师”而“大裁军”吗？

的确，当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论文、著作，量多质轻，平庸低劣，有目共睹。这种情况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一些教师还不具备科研工作者的基本水平。但这只能说明目前我国高校的师资水平远远跟不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我国的高等教育理应具有这样的规模，那么，我们在高校教师中应做的就不该是“学术大裁军”，而是“学术大练兵”。“从学术大练兵”的意义上说，许多教师在科研上的适量产出，虽然在直接面对纯粹学术史的意义上，在直接面对知识的积累增长上，可能确实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们在增进这些教师对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理解上，在跟踪学术发展前沿从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在培养学术兴趣和提升学术能力以便能够承担起高校专业教师的职责上，难道不是颇有意义的吗？

那种学术只是“少数精英”的事业，那种“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钱钟书语）的时代肯定是已经作古了。科研从业人员的庞大，论文著作的增长，肯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色之一。就目前我们学术质量的病案来说，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平庸之作太多，而是精品之作太少；不是“人海学术是出不了大师”，而是“少数精英”也“靠”不住了。“学术大裁军”，固然可以“裁”去不少平庸学术，但“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少了，就一定会带来“少数精英”的精品之作的丰收吗？从没有听说过，因为一个国家参加体育赛事的人太多，从而严重妨碍了体坛精英在国际赛事上冲冠夺标的成绩。可能有人会说，学术研究不一样，学术研究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导致学术的量化管理。君不见，当前许多揭露“学术泡沫”的文章，不是纷纷将病源指向了学术的量化管理吗？但我以为，学术量化管理在本质上并不是学术规模化的产物，也不是像一些批评者所说，是简单的行政管理方式的产物，是不适合人文社科的理工思维的产物，它体现的其实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基本逻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实行的是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所谓货币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参照货币价值进行数量换算，是掌握、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于是，正如西美尔所说：“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④ 凡是不能进入其量化表达的，都将被货币价值过滤掉。也正因为此，学术量化管理所造成的弊害，所谓学术的“麦当劳化”，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这一世界性现象是从货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扩散开来的。多年来，美国一直有人撰文批判学术评价的过度量化、学术的麦当劳化，但却没法取消学术的量化管理，而是将它发展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在这种量化管理方式日益深化的过程中，美国的学术也并没有泡沫泛滥，该处的学术精品似乎也没见少出。学术的量化管理之所以在中国弊害尤深，倒不在“量化”本身，而在于这些年来我们社会道德底线的一再溃败。

【注释】

① 杨曾宪：《学术大“裁军”势在必行》，《学习月刊》2005年7月。

② 郭世佑：《“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2日。

③ 参见杨曾宪：《高校教师“不从事科研就教不好学”吗？——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世纪中国，http://www. cc. org. cn/old/pingtai/030709300/0307093012. htm；《让“螃蟹”们奔跑起来——北大改革怎样解开死结》，《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3日；《中国的学术泡沫与急待进行的学术大裁军——晏才宏：“真实谎言”的戳穿者》，http://www. dajun. com. cn/xueshucaijun. htm。

④ 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转引自鲁枢元：《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粤海风网络版http://www. yuehaifeng. com. cn/YHF2004/yhf2004-02-03. htm。

（原载《学术界》2006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