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生】重质量是学术价值观的理性回归

　　用研究成果的数量评定研究者的身价，不知道搞了多少年，而研究成果的质量问题虽说有种种强调，但尚未令其“当家作主”。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由于受行政性手段的干预，本该属于追求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包括课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论文等，也被数量牵着鼻子走。比如：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研究者论功行赏，年度业绩考评，等等，有死规定，必须达到完成的篇目才可有资格入围。否则，连边也挨不着。这就是行政性手段干预留下的痕迹，很无奈。

　　其实，科研成果，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成果，到底值多少银两，并非完全由数量说了算，质量高低、优劣最为关键。一份课题研究报告，一篇调研报告或论文发表后，其价值体现在转载、引用方面。转载、引用的多，即说明论文质量好，释放了能量。这是一个贡献，也是水平的见证。

　　不过，由于价值取向不端，这样认识理解科研成果意义的人，还不是很多，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倾向依旧明显，确实需要引起重视。11月7日下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

　　教育部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教育部还明确提出，反对各种简单化的科研排名。

　　教育部还提出，要正确认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引文数据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避免绝对化。这与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的意见，不谋而合。纪宝成表示，仅关注SCI和SSCI发文量，是不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我们注意到，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起到了破题的作用，或许能改变目前社会上对科研成果评价所持有的偏见，不重数量重质量的学术价值观会理性地回归到原点。

　　意见开宗明义，强调开展科学有效的科研评价，是推动科研管理创新，优化研究资源配置，构建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新时期新阶段，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改进科研评价，对树立良好学术风气，提升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意见规定，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质量为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确保评价活动在阳光下运行；坚持价值性与科学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继承积累和探索创新的统一，更好地发挥科研评价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导向、激励与诊断作用。

　　意见明确要求，要牢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正确把握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创新和质量导向贯穿于科研评价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从根本上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推动优秀人才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反对各种简单化的科研排名，维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严肃性。规范高等学校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管理，切实把好研究成果出版与发表的关口。鼓励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营造尊重创新、宽容失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术环境，有效防止学风不正、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以优良的学风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健康发展，以科学的评价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良学风的形成。这是意见切中时弊的规定，本身指明了今后科研成果评价的方向，同时也给出了科学操作的原则及办法。

　　应该说，意见的出台就像一根指挥棒，它会引导人们走出科研成果评价的误区，而使研究者克服数量要求的压力，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追逐质量。当然，如此强调，并不意味着老牛赶山慢悠悠，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拿不出几个科研成果。应该知道，数量与质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一定的数量保证，就难有质量的提炼，两者相辅相成，才是理想的目标。

　　我们反对以数量论高低，不是不要数量，而是主张让质量占上风。一个研究者，一年可以公开发表若干篇课题研究报告，或调研报告，或论文，但所见报、见刊、见网络的转载、引用几乎是零，那么，就谈不上科研成果是优秀的。反之，研究者一年只公开发表了一篇，却像雪片一样被转载，被引用，那就可以断定其科研成果质量居于上乘的位置，需要肯定，该晋升什么职称就晋升什么职称，该怎样评价就怎样评价，甚至要高看一眼。

　　这就是质量决定论的意义所在，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鼓励、支持研究者为科研成果的质量而奋斗。因此，那些属于行政手段干预的规定，也应该退出舞台，让正确的学术价值观领跑研究者，对于办好高等教育，办好所有教育，办好大大小小的研究机构，都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一步。

举国已经到了重科研成果质量的时候，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也迫切需要给科研成果数量减速，给科研成果质量提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含金量高的科研成果。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