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学术评价与历史性实践

　　谁来评价中国学术？这是当今中国学界日益关切并不断经受考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最为切近地牵涉到中国学术的当下处境和基本性质：它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是自我主张的，还是仰仗外部权威的？

　　学术本己的自律性要求

　　任何一种发展成熟并产生出伟大成果的学术都经历过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从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说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19世纪末的历史哲学运动使“历史科学”摆脱了它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成为自律的、自我主张的学术体系。“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统治的，并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科林伍德将此转变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就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和学术成果而言，情形同样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发展成熟并取得伟大成果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都能够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并开展它的自我主张。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从根本上来说采取思想的形式，而思想总是为一定的民族精神所囿，并植根于这一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威廉·冯·洪堡曾指出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的奠基作用，伽达默尔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说出了同样的见解：“一切思维都被限制在语言之中，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可能性。”因此，学术在特定语言中的成熟与繁盛乃是该民族的学术取得其自我主张的确切标志。就像德国人对马丁·路德的《圣经》德文译本感激不尽一样，黑格尔曾盛赞沃尔夫的“不朽的贡献”。因为沃尔夫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使哲学成了普遍的、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科学。

　　中国学术自我主张的决定性奠基

　 当我们以此来强调当今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时，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事实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及其恒久的学术，虽说必有其独特的起源和传统，但往往都经历与其他世界历史民族的接触，并将自身置于“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时说，希腊人一方面具备自己原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面对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正是通过这两重文化之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辟出它的“胜利和繁盛的时期”。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希腊文化和学术是没有自我主张的；恰好相反，唯因其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所谓“文化结合”才显示出其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意义来。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一方面背负着自己过去的遗产，另一方面也面对着、容受着并且学习着各种外来的学说、思想和观念。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酝酿，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成果丰硕的积累；但其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学术必须能够批判，从而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正如卡西尔所说，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就是去探寻自主性和容受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相互决定。

　　另外，就其更为深入的本质而言，中国学术的自律性或自我主张决不意味着作为思想形式的学术是封闭于自身之内的，是仅仅从思想的“内在性”中来取得其展开的全部规定的。恰好相反，唯因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唯当思想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此一现实中并将之把握为真正的对象领域，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方始获得其决定性的奠基。当今依然颇为流行的所谓“纯学术”的观念，往往只是将思想置放在它的“内部自身”，仿佛学术是由“无人身的理性”孕育出来的，并且还永远躺在这种无人身理性的怀抱中。这样的观念归根结底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罢了。由此而产生的幻觉是，学术本身的“客观性”在于：就其不为内容所动是纯粹形式的，就其无所偏袒是完全中性的。然而，这样一种所谓的学术客观性，难道不是稀薄到极顶的抽象，难道不是德罗伊森颇为尖刻地称之为“阉人般的客观性”吗？

　　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

　　尽管如此，我们却一点也不想否认学术本身的“形式方面”。就学术而言，这种形式方面是重要的，并且依然会作为形式的“学术规律”显现出来。弃绝或丧失这种形式方面，我们所谈论的可以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但唯独不再是学术本身了。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其实体性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是从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发源并从而被具体化的——由此而得到体现的乃是最关本质的学术规律。如果完全撇开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实体性内容，虽说某些从过去或外部假借前提的形式推演还能暂时维持，但学术就其总体来说则已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意味着这种思想的开展力图深入地捕捉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将自己的对象领域具体化为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惟其如此，中国的学术才能如我们的先哲所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张”。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样的自我主张是具有世界视野的，在学术上是高度谦逊并采取学习态度的；但唯通过它的自我主张，其容受性才会积极地引导到自主的综合创新上来，使学术园地繁花盛开。

　　综上，关于“谁来评价中国学术”之问的回答是：我们固然乐于倾听来自各方面的评价意见，但决定性的评价只能出自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考验，即我们的学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地构成“中国经验”并对“中国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循自身的实践定向来占有和综合各方面的思想成果，并开展出自我主张的学术道路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