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真正困扰青年学者的是学术考核

【核心提示】对于带有指挥棒性质的学术考核机制，在其种种优点之外，其弊有二：其一，过于强调学术成果的数量而非质量；其二，过于强调“表格式”治理，忽视教学与科研的真正价值。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登了两篇青年学者谈“青年学者的困境与出路”的文章，一篇是刘涛的《漫谈青年学者的困境与出路》（3月29日），一篇是房伟的《青年学者：在困境中坚守》（5月3日），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强烈兴趣。在我看来，青年学者的困境，也是青年一代的困境，正如蚁族、屌丝、剩女、贫二代、高房价、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热词所标示的，青年问题并不独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危机。在普遍性的困境之外，笔者更关切的是青年学者自身的特殊困境，其核心我认为是学术考核机制问题。

　　对于带有指挥棒性质的学术考核机制，在其种种优点之外，我认为其弊有二：其一，过于强调学术成果的数量而非质量；其二，过于强调“表格式”治理，忽视教学与科研的真正价值。

　　就前者来说，假设某青年学者博士毕业后赴某高校工作，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在三年内完成具体的科研指标，达到参评副教授的标准。一般来说这套考核机制要求三个方面：课题、著作、核心论文。不同学校标准有所不同，但大多是规定一个数字，比如一个省部级课题、一部著作、若干篇核心论文之类。这种学术GDP的方式，由于缺乏对于成果本身质量的考评，极易扭曲为对单纯数量的追逐。比如论文，目前对论文优劣的评判，只是以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来判断。相对来说，高级别的学术期刊对学术质量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也知道，哪怕同一刊物上的论文，水平也有参差优劣之分。对数量的追逐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这种追逐被制度化地压迫几年之后，青年学者不得不面对“非升即走”的选择。这种利益驱动必然导致青年学者放弃沉稳的学术阅读与长远的学术规划，只求速成快发，应付了事。长此以往，青年学者必将根基不牢，前途堪忧。

　　就后者来说，在当下的考核机制中，青年学者每年都要填报不少表格，参加一些流于形式的活动。一流大学尚好，越往下情况越严重。直言不讳地说，高校的管理机制，应该更信任教师自身的学术操守与荣誉感，更信任“人”自身而非“表格”，管理应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一个教师静心坐在书房里而非坐在会场中，对于教学与科研是最有利的。对于学者，尤其是刚刚上路的青年学者，尽可能不要干扰他，少一些表格，少一些会议，少一些表面的工作，让他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真正的学术成就，不是表格里那项“研究意义”就能说清楚的；真正的教学水平，在学生的心中，而不是在条条框框的教案、正态分布的成绩里。　

　　从困境说到出路。解决的途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真正成熟。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学术问题由学术共同体自决，作为保障条件，学术讨论需公开化，同行间不要忌讳严肃的学术辩论与批判。比如青年学者最关心的评定职称，评判代表作就是很好的改革方向，青年学者可以将在名刊或非名刊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提交教授委员会讨论。以青年学者最高的水准而非单纯的数量来衡量，才符合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同时，也可以节约更多时间，少炮制一些灌水论文，多一点时间抓抓教学。教学上实行一票否决制，授课太差的教师当年禁止参加职称考评。如果实在是科研出色而拙于教学（这种情况很罕见），就转为专职的科研人员，相关职称不变，这对教师与学生都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笔者作为“80后”，属于青年教师一员，自己来写自己所属群体的困境与出路，很容易变成一篇限于自身利益、为自己诉苦的文章，而这恰是我反复提醒自己需警惕的。在这里，我不是抱怨当下的考核机制，我也是发表过大量“成果”的受益人之一。然而，我深知自己的“成果”质量如何，除了不多的两三篇外，其他的实在是急就章。相反，有些著述寥寥的同仁，水准远远在我之上。仅仅依赖数量而非质量的优势，长此以往，无论对于自己的研究，还是对于作为公器的学术大业，都是一种伤害。我们可以敷衍当下，但时间将公正地证明一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2013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