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5日的《新京报》上发表了胡续冬先生写的《〈语言帝国〉：一块不靠谱的金砖》一文， 文中说《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著，章璐、梵非、蒋哲杰、王草倩译，梵非、章璐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这本堂而皇之的学术大著，几乎每一页都挤满了振聋发聩到堪比‘门修斯’和‘常凯申’的错误”，还说“译者们的人文常识匮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恰好也读了这本书，得到的印象却与胡续冬先生的稍异。
胡先生将该书的误译、舛讹分为五类，我也依此次序，择要讲一讲我的看法。胡先生指出的第一类是：“把常识性的、已有通译名的专有名词胡乱塞上一个山寨译名或错译名。譬如，把粟特语译成索格代亚纳语，把突厥语译成土耳其语，把格鲁吉亚译成佐治亚，把大流士和薛西斯分别译成了大利乌王和泽克西斯，把希罗多德译成了海洛多特斯……”假若不翻读这本书，只看胡先生所说的，似乎译者常识真的“匮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事实上，在这本书中，译名出错的只是个别现象，多数情况下，译者并没有译错。比如“希罗多德”在全书中共出现过七次，只在第25页上误作“海洛多特斯”，其余的第122、209、211、221、253、311页等六次都不误。粟特语、突厥语、格鲁吉亚、大流士、薛西斯这些译名都在书中多次出现过，因此，认为译者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是“胡乱塞上一个山寨译名”，似乎未必准确。顺带说一句，将大流士译作大利乌王，恐怕不能算错，因为和合本《圣经》里就是这样写的，这是个传统译名，而非“山寨译名”。
事实上，我认为胡先生指出的第二类失误是最普遍的，也就是“前后译文的不统一”。胡先生举的例子是“前面译的是大利乌王，中间回到了大流士，后面又变成了达利斯”，其实上面谈到的那些也都属于“译名不统一”。这说明译者当中有水平略逊的，而校译的工作又没能做到尽善尽美。要说《语言帝国》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胡先生提到的第三类是“该译的不译或乱译”，指出“有大量非英语的书名、地名全都因为不懂而又懒得做功课的缘故把原文硬生生地砸在那里”。这个问题的确偶有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一本博涉数十种语言素材的专著，我看在中国怕是找不出哪个译者能把书中那些语言都认全。胡续冬先生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方面的专家，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故能指点此译本中西语、葡语方面的疏失，但这样的人才毕竟难求。至于胡先生问的“为什么连英文里Uighur这个词都不译？“维吾尔族”这个词很生僻吗？”，由于胡先生未注明所引出处，我不清楚具体指的是哪里，假若指的是第100页的“他们又开始使用粟特的文字系统，并把它转化成中亚Uighur式的那种纵向字母表”这句，那么，这里的Uighur恰恰是不能译作“维吾尔族”而要译为“回鹘”的。
所谓第四类失误是说：“你不译就不译吧，原文还经常抄错。譬如，la lengua明明是两个词，结果在书中生给抄成了一个词lalengua；确定教皇子午线的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在葡语里明明是Tordesilhas，书上却抄了个Tardesilhas。”由于胡先生未注明所引出处，我不清楚前面一例指的是哪里，但第331页第二行有la lengua字样，并不误。也就是说，即使有印错的地方，也是个别的。至于后面一例，情况要更复杂一些，胡先生说当作Tordesilhas，固然不错，但是英文原著中此处恰恰印的就是Tardesilhas，也就是说，要怪也只能怪原著没有校订好，中译者只是未加考究而已。
从上面一段，我们已经看出，胡续冬先生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是没有参阅原著的，这才将不属于中译者的责任追究到了中译者的身上。他在指出第五类误译时说：“第246页上有一句‘帕提亚和美洲国家的首领以希腊悲剧来娱己，即使他们的军队打败了希腊人的学生———罗马人’，美洲国家的军队打败了罗马人这个景象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喜感，我很好奇这个“美洲国家”的原文是什么。”本来这没什么可好奇的，一查原著就知道了，译者是将Armenian（亚美尼亚的）错看成American（美洲的），这是译者的失误。不过，胡先生未读原著就对译本展开批评了，这也是很清楚的。
不知别人怎样想，我总觉得，翻译批评恐怕多少要有点原则。我个人的两条原则是：一，尽量争取全面、客观。全面就是并非只攻一点，不计其余，在细节探讨前，至少用一句话对译本的整体水平做一估价。客观则是有一说一，不做无谓引申。二，假若整篇文章都是翻译批评，至少要看过译者所依据的原著版本。现在有些书评作者喜欢在文章里讲几句对所评书籍的翻译水平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好的，不过，一两句则可，通篇只凭常识、逻辑来判断，似乎很难做到全面、准确。陈援庵先生讲“理校”终究是有限度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罢。胡续冬先生的才、学、识，我一向佩服，冒昧谈了点浅见，想胡先生一定不以为忤。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10-11,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