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术界的现状,我们通常可以将“学术批判”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对于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商榷、驳疑等,以达至真理的澄明。二是指对于学术“规范”而言,通常是指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诸如剽窃、抄袭、引文不规范等进行公开的批驳、谴责,更有甚者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三是对于学术“共同体”本身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诸如文山会海却成果全无、国内国外全是“走秀”。如果仅就第一点来讲,任何的批判对话都能够真正刺激学术的增进,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而对于后两点来讲,“学术批判”能否达至其“唤醒”学术求真的“天道”之目的,本身就成为问题。在这样一个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反思与批判都有可能被“异化”,从而与“学术不端”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学术批判”也难逃这种逻辑。
首先,学术批判日趋成为一种娱乐。如今学术造假已经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在这个如西方学者鲍德利亚所认为的“消费”引领“生产”的消费主义时代,对于学术这种原本是很少人,即学术共同体才关注的问题,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这得益于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助推。我们知道,在信息传播中有一种“信息茧房”现象,说的是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只接受那些自己有兴趣的、符合自己观点的,同时将其他信息过滤掉,时间长久之后,人们便会被包裹在自己所掌握的狭窄信息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狭隘意识”,所以会造成对某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越来越偏激。这对大多数人都适用。从传播学视角看,媒体也可能更多地去迎合这种偏激,激起大众兴趣,寻求卖点。这一点,从今天更多的对学术不端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这些报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学术之外,从而使学术问题本身被忽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媒体在公布什么学者抄袭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读者对学术本身的不满情绪引向对受批判者的谴责、谩骂甚至是“窃喜”上,本来很严肃的学术争论、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谴责达至的东西,被诉之于普通大众,在没有学术判断力的大众面前,媒体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来,学术批判本身就滑向了一种娱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学术问题依旧存在。
其次,学术批判日趋远离求真问道的本意。学术共同体疾病重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当所有的批判大棒打向被批判者的时候,学术的毛病依旧存在,人们该如何依旧如何,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一方是学术批判的“好不热闹”,一方是学术不端的“我行我素”。为什么越批判,这种现象越严重呢?可能有人会反问,是现象的更严重才导致更多的学术批判。其实,将作为社会事实反映的社会意识即学术批判调整为“逻辑在先”,意图是想说明,正是通过这种学术批判使人们看到了“学术的虚无”(当然并不是真正的虚伪)。在学术批判中,人们热衷于将这种学术不端行为放大为某某权威如此这般地抄袭,然后又是某某权威机构的集体造假等,不一而足。从而沦落为一种是非之争、义气之争。这样一来,对整个学术共同体成员而言,这是一种自我鞭策、自我约束,还是更容易导致一种自我放逐?对于从事学术的人,总是以一种“负面”的学术批判来宣告、约束这种不端行为的,但在实质上却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学术是一种实现自我的志业,这种“实现自我”不是说通过学术实现自我的仕途、钱途,而是说,学术本身就是其兴趣、理想,当人们在学术批判中看到再权威的专家也不过是一个剽窃者的时候,学术能否成为志业就不能不值得疑问,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对学术不端的曝光如果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呈现,其本身就是问题重重的。
显然,对于学术批判本身不容乐观,如上列举也只是窥其一二的现象。最后,我认为需要呼吁的是,人们应将学术批判推进一步,更多关注学术批判的前提,这就是要对造成这种学术不端的制度层面加以拷问,将学术规范变成一种学术制度,从而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种契约性力量,唯此,才能真正推进学术的进展,并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改革做到真正有效地扼制学术不端行为。梁启超先生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希望梁先生的这句话,不会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被解读为,“学术不过就是一种权钱术”。
(来源:学术批评网。录入比较:乾乾)
版权声明: 本站原创内容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环球美术网www.caanets.com”;本站发布内容部分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