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回到现场：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意义

由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自从去年出版以来,已有不少书评为之叫好。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当然范围可能还局限在关心“五四”的人中间),与其说是它的内容多有新意,不如说是观念、方法上的创新与实践。正是这后一方面,即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意义,使此书显得与众不同。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国内知识界的变化早已是人皆获知的。潮流的变化,必然带来取向上的转变,而取向上的转变落实到研究思路上,便是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迁移。我以为,这种迁移的倾向很明显,但真正的成果却并不算多。也许一种精雕细刻式的研究,本身只能是慢性的,实质上也是反对一挥而就的。记得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学风转型的迹象初显时,许多学者还会为“思想”与“学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而争论不休,可是到今天,新世纪到来时,没有人再理会这类时代性的问题。“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在严肃的学者中间,不能说已达成共识,至少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学风的转变,其标志是作学问的态度与方法的变更,而从根本上说,仍与观念的变化有着不解之缘。

实际上,如果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往往是理性再生之时,同样也是学术转型之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直接表征就是学术的独立意识的增强,学术的思想内涵较之运动期间也有明显地增加。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虽然是从理论上检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但所论与一般性的反对已不能同日而语。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于此时,也在批判意识的指导下,提倡和挖掘一种实证的方法。1923年北京大学由胡适支持,创办《国学季刊》,这是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具体体现。1926年,受胡适思想影响的“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学术转型的标志成果之一。由此可见,即使仍然取反传统的态度,五四以后的学者们也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以上仅仅是一种客观描述,并不含抑前扬后的意思。因为五四时期与后五四时期处于不同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它们之间恐怕只有前与后而无好与不好的分别。而事实上,包括现代中国以来对“五四”持异议态度的学者也都不会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后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连带关系。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他的“三路向”说就并非只要国故,与复古更是完全的不搭界,这一点从他自己明确表示并一直坚持的吸纳包括“民主”与“科学”等西方思想的态度也可见一斑。二、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现状,使激进(包括政治与文化上的)思潮在不断地延续,诚如余英时先生注意到的,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找不到可以依凭的较为稳定的根据。(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这也就注定了学术昌明的时期不会太长久。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再次由热情转向冷静,其结果反映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就是尽可能地剔除过分浪漫主义的风格,学术研究也在朝着更为客观、更具实证精神的方向转换。方法上的客观、实证,很容易让人想到“乾嘉学派”以及“汉学”的复兴,至少从“范型”上它们有些相似。但从本质上说,回到实证的轨道,与“汉学”的复兴恐怕并无太多的关系,正如时装变更之轮回重复不过是表象而已,方法与观念的转换表面上看与过去大同而小异,可是细致地体味,可以发现,从内容、形态到观念本身已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直接后果便是历史的呈现更为丰富,而过去鲜为学者注意或熟视无睹的问题与现象,往往引发后来者的重新瞩目的兴趣,从而可能使之成为“重估价值”的新的标杆。

在《触摸历史·总说》中陈平原先生提出的“回到现场”,可以说就是这类“重估价值”的新的标杆之一,就《触摸历史》而言,它也是全书的“总纲”,其它的立论、叙述和界说则基本是这一总纲的延伸、发挥与实践。所谓“回到现场”,按照陈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进入历史,进而“触摸历史”的方式,其方法是“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以达到“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的目的。

自从“五四”以来,对“五四”不同的阐释就没有中断过。从文化上看,在现代中国,就至少有西化派(包括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三种观点并置。对当事者或者说参与者以及同时代的旁观者来说,“细节”恐怕还成不了什么问题,无论是赞同,还是检省,还是“否定之否定”,他们关注的重点都离不开“五四”思想上的意义和精神上的价值。毫无疑问,“五四”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在他们的阐释中得到了丰富,但不断增厚的附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五四”的原始意义与价值变得不甚清晰,特别是后来长期的政治化的影响,“五四”仿佛演化成一种抽象的符号,并且只具备符号的意义。

历史的问题就是这样,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由于种种的原因,在若干年后往往会成为观照那段历史的重要问题。“五四”也是如此,在经过八十年的从未中断的阐释,经过某种单一符号化后,其本初状态恰恰成了进一步探究这段历史的基本前提。无论是“回归五四”,还是“超越五四”以及“重写”文学史、学术史或其它历史,都离不开“回到现场”去“触摸历史”,如果仍然在历史以外,绕着圈子谈历史,可能不仅无法理解历史之堂奥,以致对不起古人,对今人也难有助益。就学术研究而言,那也与知识的诚实,历史的态度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学风转移,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延续,也是一种深化。

“回到现场”作为学术阐释的基本前提的同时,本身也是在重新建构“人的历史”。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人的环境”,并且只有在“人的环境”中,历史中的人才可能作为“人”为后世的人们所亲近和理解。《触摸历史·总说》中,对“五月四日那一天”的颇具现场感的描述,就是一种回到“人的环境”中的尝试。历史的丰富性、多种可能性,人的单纯亦或复杂,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里发展、演变,这是写实主义的“细节真实”的功夫。陈平原先生关于天气、星期天等因素对情绪的酝酿作用的申说,就内容看未必完全超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以及彭明《五四运动史》,但他所突显的这些因素,有效地消解了因着重于思想运动或着重于政治运动而有意无意使历史细节神圣化的倾向。由此还原的历史空间,合乎情理,也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

然而,“回到现场”这个看似简明的方法,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它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辨正与辨析。毕竟众多当事者或参与者既可能因个人在运动中实际视野上的局限而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事件的全过程,甚至在一些细节的认定上,也可能由于视角上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反应。更为麻烦的是,当事人对回忆本身就很难真正做到“再现”式。对于这一点,陈平原等不能说没有意识。(他的“模拟现场”的说法,其实就表现出了一种深切地无奈。)在选择回忆者及其资料时,他们就比较注意找寻近时段,也即离“五四”最近的回忆,书中借助最多的如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龚振黄编《青岛潮》分别出版于1919年7月和1919年8月10日。这样近时段的汲取应该可以部分地避免因时间的推移而使回忆变形或可能产生的记忆上的差迟,以及因“回忆是美好的”的规律造成的非回忆的情况,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以及观念的影响或回忆由于回忆者对现实的某种态度而有意地“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式的扬一面而抑一面的可能。

但直截就近的做法,也未必全能达到识真的理想,比如匡互生《五四回忆》中关于“火烧赵家楼”一事,便没有明确点出谁是第一个冲入曹宅者。这当然不是因为当事人忘性大,也很难与道德上的“不诚实”挂上钩。站在匡的立场看,也许是他并不想纠缠于此事,或者在时过境迁后的他本人看来,先与后并不重要,他也不会意识到先后问题可能成为后来的学者关注的内容。

另外,即使是有了“回到现场”这一总纲,仍然会牵涉到许多问题,价值判断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陈平原先生的态度似乎相当坦荡,他执意声称,他们所编所写追求的是“开放的文本”;这个态度较之“封闭”或曰单一价值观显然更为可取。然而,价值判断终有一个是与非的取向,于是也就有这个取向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拿书中“康有为”那一段来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到新世纪的时候,还用一种近乎漫画式的笔调来讲述这类政治性的学者,显然是欠妥的,说到底,这恐怕是没有摆脱线性进化论的阴影的结果(参见第280-282页)。我也不甚明白,写周作人的五四时期的“积极”后,为什么非要加上以后“消极”的提示(参见第105页)。这是不是又与思维定势有关。

就叙述而言,这本书也没有摆脱多人参与的著作的通病,像语言上不够统一,以及个别说法相抵牾等。比如关于谁是“火烧赵家楼”的放火者,书中有两处征引的是一段材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参见第40页与第141页)。学术观点的差异完全正常,但在一本整体上相互关联的著作里,我觉得还是统一处理比较妥当。

最后,如果我们效仿电视访谈节目常有的“用一句话来概括”《触摸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是以文本的方式,举起了一面学术研究方法的旗帜。因此,它的价值与意义也自然应该从这方面去判定。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