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果】学术文章应兼顾文采

中国古来就是文章大国，文各有体，但对于各体文章，无不讲究文采，诗词歌赋自然讲究富丽流亮，即使碑表奏议等实用文体，也追求典雅风韵。阅读那些融理论与文采为一体的学术文章，在启发学思之余，也能感受美的熏陶。

可想而知，在今天讲究传播对话的学术圈，如果“言而无文”，就可能“行之不远”，那些缺乏文采乃至不忍卒读的学术文章，除了自身表达的不顺畅，也不利于圈里圈外的交流沟通，限制了学术的扩大发展。

现代学术日趋注重“科学性”，学术文章的文采在很多人那里不在讲求之列，从而带来了“把美人变成骷髅”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端正学风”的目的，学术文章的“规范性”受到特别的重视，强调规范本身没错，但推崇过度，势必压抑其他方面的自由伸展，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文章文采及其包含的学人气质个性逐渐隐没不现。人们常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容眼中只有“个案”没有“整体”，可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描述当下逐渐规范起来的学术文章，也多少表明了学界缺乏“木秀于林”的现实。

可是在现代学术发轫之初，学术文章也并非一开始就“把美人变成骷髅”，这个过程是在较长的时间内被“科学性”一步步“规范”成的。现代学术几个开山级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虽然治学旨趣各有不同，但都非常重视学术文章的“文学感觉”，也愿意在自家著述中表现文采个性。

例如，梁启超的著述，无论是成体系规模的《清代学术概论》，还是学术短章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无不滔滔雄辩，文辞竞繁，如他自己所言，是“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虽然有后世学人讥讽他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可很多人也难以抗拒他创造的这种学术“新文体”，一时“学者竞效之”，启发了各种现代新学的建立。

与梁氏治学路数甚为不同的胡适，其实就是提倡科学精神的始作俑者，但在文章方面，却恪守文字务必“辞达”的原则，文章清楚明白，如宽河静流不显波澜，情采尽显。梁实秋不满他的文章“早年是清楚明白，到晚年还是清楚明白”，其实是不太了解“辞达”的那种境界。胡适终其一生推崇白话文的“文学性”和“科学性”，“胡适之体”的特色就是追求“言文一致”的境界，用纯净流利的白话文做学术文章，实为他学术文章不可取代的魅力。而鲁迅干脆直接把“学者”等同于“文学家”，他在《读书杂谈》中说：“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鲁迅合学者与文学家为一体，是取自中国古代“文学”的原义，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也是学术文章追求“究心文辞”的自道之词。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就对宋元以下学人“提挈经训，诛除美辞”的学术文章表示不满。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与同期流行的学术著述不甚相同，不仅有魏晋文章的意绪，也有诗文评注点染其间，表现出守旧如新的魅力。

但鲁迅把“学者”与“创作家”刻意分开的观点，也并不全面，因为现代学者有不少是由创作家变身为学者的，他们的创作体会和文学思维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文章，从而使学术著述增添情采意绪。如闻一多、朱自清、林庚等，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新文学转行的学人，主张“训诂学不是诗”，当他们意识到科学性不足以统御人文学科，转而主张让学术文章染上文学性，于是，我们现在阅读闻一多、林庚等人的学术论著，无异于欣赏一篇篇美文，于义理和词章都能得到丰富的感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成为物质文化史专家的沈从文，竟然宣称他的学术著述是对他文学作品的“摹仿”，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总得看来像一篇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对学术文章的具体写法，他还自道“即用桐城古体，间喜使用古代草字，积习既深，革除不易”。这种有意取法文学经验，且大胆使用古体文字的做法，其实与现在学术著作的体例规范相距甚远，但假如以规范进行要求，则文采风流不再，就是学术观点的表述也会大打折扣。

上述学者都是名家，他们学术文章的“做法”，确实有必要引起相当的注意。在学术离不开“科学”、“规范”的今天，留出一块自由伸展的表达天空，展示文采风流的意趣，也许确有必要。特别是对于人文学术领域，本来就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心灵和精神打交道，假如文字枯涩，行文板滞，不仅显出文章的外行，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说明了文章作者与研究对象在精神、意蕴层面的隔膜。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能够两者兼顾，自然是一种理想和追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