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行】学术评价不能沦为拿尺量

学风、文风等问题，人们关心议论已有一段时间。从科研成果方面看，抄袭剽窃、错误连篇的且不说，这毕竟是少数，而缺乏高标准要求的现象并不少见，提笔为文，不思锤炼，洋洋洒洒，只是一味求长，求字数多，实则空洞无物，或所言甚少……这便带来虚假的“繁荣”，论部头字数很不少，但真有创见的又不多，有的论著不是把对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而是搞得更乱。对于此类现象，人们讥之为“文化泡沫”乃至“文化垃圾”，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产生这类现象的客观原因并不难找到。长期以来稿费主要是按字数付酬，写得多，自然便拿得多，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工资不高，要养家糊口，又要奔更好的生活，买车买房……这促使一些人尽量把论著拉长，不是把可有可无的话、材料删掉，而是毫不犹豫地加上。再从评价标准来看，一些研究单位流于外在的形式标准，于是著作重于论文，长文胜于短文，这也驱使一些人以量取胜。研究单位评职称都有代表作或主要成果展示活动，顾名思义，是要展示主要成果，但人们还是把“全部成果”提交上来，笔者曾看到，一研究人员把与其专业关系甚远的东西也堆在那里，厚厚的一摞。一位领导看后半开玩笑地说：评职称又不是拿尺量。 

学术评价不能沦为拿尺量，这就需要认真探讨艺术文化、学术作品的内在标准和规律。标准不明，便难有适从、决断。然而，要真的改变目前浮躁、追求成果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的状况，一些尚自喜信笔为文的人会满怀委屈地说：这不是鞭打快牛吗？难道写的少、不写就好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文字、笔墨等是人们表现世界、传达知识、传递情感的工具，它的奇妙之一是，不是谁涂写得多，就传达得多，就传达得好。如何通过有限的笔墨去表现丰富甚至是无限的内容，是对作者的挑战，更多的时候需要以简驭繁、言近旨远、旁敲侧击、一唱三叹，中国古代文史哲著作大多体现着这一风格。进入近代，经历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现在看，这一传统绝不能简单抛弃。《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体大见精、内容异常丰富的巨著，全书仅50余万字。蔺相如是位大英雄，司马迁当时能收集到的材料肯定是很丰富的，但他删繁就简，只写了蔺相如一生中关键的四五件事，从不同侧面表现他的识见、果敢和为人，一代一代读者就是根据司马迁的描述来想像这位英雄。我们渴望有更多的材料，但就是现在这些，也足以使他的形象鲜活地确立起来，这就是大家的功力。《红楼梦》可以说是细致地、有些地方甚至是密不透风式地描写贾府各式人物的情感命运、起居饮食，即使是这样，许多地方也有跳跃，给读者留下想像的空间。作者更深刻的寓意还在于，通过一个家庭写出整个社会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体制、整个朝廷危机四伏、终将败亡的命运。作者写活了一个细胞，人们得到的启示却是关乎整体的思考，而且可以向更高的层次推衍。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画很讲究“留白”“计白当黑”，高明的画家并不总是把画画得满满的，而是留有一定的空白，以调动观者的想像，丰富其内涵。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文学艺术，学术作品不在此列。当然，两相比较，学术作品更平实，但在两者间划出截然不同的界限，并不利于学术成果水平的提高。从文体上言，学术论著归入广义的散文，在成果的表达上，是可以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借鉴吸取一些东西的。研究人员有了新见解，也有表达技巧、材料选择等问题，根据不同的对象，决定哪些地方详，哪些地方略，哪些地方留待读者去思考、引申。对这些不讲求，只是平铺直叙、拖沓冗长，肯定不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也限制了作品的影响；更下者，没有什么新观点，只是为挣稿费、评职称而强写，东拼西凑，堆积材料，这样的论著离“文化垃圾”也就不远了。 

面对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我常想，先不要急着看他的著作，如果可能，还是先看他的几篇短文，其见识、语言能力均不难估量出来，如能从中获得启发，有不错的印象，再去看其著作；反之，如一短文都写得难以卒读，无见识，乏文采，甚至词句不通，其整本著作、长文的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避而远之，十之八九是可以无憾的。这也是以小见大。 

论著的价值，不能简单以长短形式来论。一种思想、观点或情感可以有多种方式表达，但其中有高下、聪明愚笨之分，从文化作品的内在本质看，简洁、凝练还是需要发扬的传统。有时，文字少了，其实是多了，短了，其实是长了——这一点，是需要研究人员、科研管理者三思或进一步探讨的。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7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