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

笔者这里讲的传统学术，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在此用描述性的语言谈点初步的看法。

一

中国当代与古代社会相比，有了很多发展和变化，甚至可以说有了本质性的不同。这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当代学术会产生许多与传统学术不同的地方，我以为如下两点是特别突出的。

其一，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相比，其社会性大大加强。在中国古代，做学术研究者往往是“退隐江湖”的出世者，且学者之间往往是师徒相传，在当时对社会的直接影响不大。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界有时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仿佛是沿着各自的路径在往前走。而中国当代的学术则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性，带有意识形态性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因社会的需要而出、且都必然影响到社会，应用性学科的学术研究也是直接作用于社会，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思想、学术（文化）思潮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分不开。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凡学术都具有社会性。

其二，中国古代学者比当代学者更自由。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管理机构管得多，管得严，管得死。现在的学术管理机构除了用行政手段指挥学术研究外，还用基金、课题、项目、评估、评奖、验收等各种手段强化管理，形成了无孔不入的管理网络。在古代，没有一个管理学术的庞大机构，古代学者具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二是，与经济有关系，与学者的社会地位有关系。传统的学者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的一些学者在官场失意之后，可以退下来做学问，并且做出很好的学问，甚至可以做很多年。古代学者可以完全游离体制之外，他们的家族往往很有钱，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撑，做官不成可以做学问，家里完全能供养他做学问。不给他稿费，不给他CSSCI的评价，也不给他省部级、国家级奖励，他可以照样做下去。古代学者可以真正做到清高，可以“清”而“高”。当代学者都处在社会之中，即都处在体制之内，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存在退隐、出世的问题。当代学者想的都是要“达”，很少想到“穷则独善其身”，也很难做到清高，少数人想清高，结果是“清”而不“高”。

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相比，还有许多不同特点，比如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学术研究机构（包括高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学术研究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等等。

二

和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性、任何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总保持某种稳定性一样，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也有不少相近、相同、相通的地方。下述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一，真正的学者、特别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都必须真正挚爱学术，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人生选择，有献身学术的勇气和毅力，有不受流俗影响的定力和韧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决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弄虚作假，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的王船山、李贽等是这样，当代如冯友兰、张岱年、钱钟书等学术大师也是这样，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和人生境界是相通的、一致的，也可以说是永恒的。

其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当代学者与古代学者也有颇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当代不少学者的学术情趣与清儒就比较接近。我们知道，清儒做学问的特点就是功底深，但是弱点也是只重功底。清儒考经订史，“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闻一多肯定清人研究《诗经》较为客观，但断言“训诂学不是诗”。朱自清批评清儒把诗歌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诗歌研究本来是很有审美情趣的高境界活动，但如果像自然科学一样来研究，就会变成与医学解剖相似的纯技术性的工作。现在我们不少学者也没有了做学问的情趣，都是为了弄课题、占有资金，为了评职称、得奖，为了上“CSSCI”。所以，现在不少学者做学问已经背离了学问的本来目的。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做学问原本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情、一件很有诗意的事情、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有如欣赏“美人”的审美欣赏，但在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其结果是“美人”看不到了，所见到的只是“骷髅”。

以上只是有关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初步分析，我会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或许将来能写出一篇专题论文来。

（原载《云梦学刊》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