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学术定量化：最不坏的选择

关于学术界“数篇篇”的定量评价机制，近些年来一直有人讨论、质疑，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许多评价机构将CSSCI作为学术评价进而作为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大？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CSSCI这种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统计与评价工具自身的合理性有多大？许多讨论者主要聚焦于前一问题，因为前一问题直接关系学者们的切身利益。实际上，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后者更根本，虽然它并不完全决定前者。

引文索引的初衷

1958年，美国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创建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后于1963年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然后将引文数据库的做法从自然科学推广到人文社会科学，分别于1973年、1978年创办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CSSCI就是模仿美国的引文数据库建立的中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CSSCI的目的都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而其采取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引文情况让研究者尽快知道他要研究的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哪些研究成果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包括肯定与批评），并通过引文线索，预测该问题的可能趋向。

自从20世纪知识爆炸以来，人类新增的知识根本无法让人完全了解，甚至同一细小领域的新增知识也无法完全了解。19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每天发表1.3-1.4万篇论文”，平均每6.4秒有一篇论文问世，“各种书籍每年增加25万种……而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识陈旧了”（田夫、王兴成主编：《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年，P300-301）。而至目前，仅中国的CNKI数据库的重要子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每天就增加1万多篇文献。由此可知，全世界每天新增的文献（含论文、著作、实验报告等）何其庞大。一个研究者一辈子不要说穷尽阅读所有既有与新增文献，就是他的小专业的文献，也根本不可能穷尽。当然，并非所有新增知识或新增文献都是有价值的，都值得去关注、阅读。而哪些文献可读或不可读，需要选择。

谁来为研究者提供文献初选呢？引文数据库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引文情况，是让研究者尽快把握前沿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如果一个研究者要引用某篇文献，说明该文献值得重视。而一篇文献值得重视，则有两种可能，或者提供了新的正面的值得肯定的知识，或者提供了新的负面的值得否定的知识。这两种情况的文献，对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来说（而不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来说），都是有效文献。前者之价值不言而喻，后者也非无价值的，因为后者可以使其他研究者少走弯路。

引文数据库就是对文献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告诉研究者。它的统计对象是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这种引用包括了研究者对文献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是，引文数据库本身并不对研究者对文献的引用是否妥当作出评价，而只是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它提供的数据是客观的。概言之，研究者的引用蕴涵了他对被引文献的评价，而引文数据库则是收集、统计了研究者的文献引用情况，以转述的方式告知其他研究者；研究者的引用可能有主观因素，但引文数据库的转述则是客观的，这就是研究者引用文献与引文数据库提供引文索引的关系。所以，建设引文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文献积累。至于其他研究者如何对待数据库提供的信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引文索引成为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标准

引文索引是以刊物而不是一个具体文献为统计单位，进入数据库的刊物就是某某引文索引来源刊物（多数是期刊）。在统计学意义上，来源刊物显示的是，该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较多。这间接意味着，来源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通常较有价值。这一结论对于一个刊物来说，大体可以成立，但是，这一结论无法落实到具体某篇论文。我们完全不能说某个来源刊物上的文章都是有价值的，更不能说同一期刊上的文章的价值都是相等的。

研究成果需要被评价，这是因为只有经过评价，才能遴选，促进知识积累与文明积累。同时，只有经过评价，才可能对研究者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国外如何对学者进行利益分配，姑且不论。就国内来说，学术界（以及教育界）的利益分配机制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以前，学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是吃“大锅饭”，论资排辈。20世纪80年代以后，物质生产行业开始实行绩效考核，通过生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来评价劳动成果，并以之为根据，进行利益分配。与这些行业相比，学术界的分配改革慢得多。这主要不是由于学术界的惰性，而是由于学术的特性。其他行业的产品的数量尤其是质量，是容易衡定的，但是，学术产品的质量很难衡定。对于学术产品来说，质量的重要性远大于数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知识与文明提供有效增量，而平庸的文献根本不可能提供有效增量，根本没有价值，反而成为其他研究者以及后人的文化累赘与负担。正是由于学术垃圾太多，才需要遴选，引文索引才有必要与价值。

但是，引文索引对文献价值的评价，只是非常间接的，根本不能对刊入座。那如何才能准确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呢？这个问题，很难可靠地解决。只要真理标准没有得到公认，评价就会产生分歧。不过，自然科学要比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更容易获得可靠的衡量，毕竟数学计算、实验数据、实验检验以及经验运用的客观性要高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的学术价值，虽然不是不可衡量，但要软性得多，其可靠性受诸多因素制约。

最重要的是受专业分化的限制。由于知识的积累，一个人不能研究太多的领域与问题，现代学术的专业分工日益细化。虽然不少人呼吁跨专业跨领域，但实际上除了对极其个别的精英，这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许多优秀的学者）不要说不能精通大学科，甚至小专业都无法精通。所以，谁来衡量一篇专业文献的学术价值？只有本专业很小一部分人才能衡量。

其次是受范式的制约。即便在同一专业内，范式的不同，也会导致对同一篇文献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当新旧范式并存时，二者是不能通约的，也就很难对同一篇文献产生一致评价。自然科学尚且经常出现无法就评价达成一致的情况，何况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受立场、价值倾向等的制约。

对一篇文献，如果聚集该专业的专家来衡量，又能否获得比较可靠的评价？可靠性似乎相对较高，但也很不稳定，因为这同样要受各位专家的范式、立场、价值观念的制约。如果文献的论点、方法与专家比较一致，可能会获得较高评价，但这很可能恰恰说明该篇文献的价值较低而不是较高，因为它提供的东西的创新度不够。如果一篇文献与专家的观点或方法差异很大，它得到的评价可能很低，但这并不能证明该文的价值就很低。对于这种情况，该篇文献的价值有两种可能：很高或很低。创新度很高的研究成果，在开始时，其命运常常不济，其被认可的时间常常要隔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中有许多例证，如伽利略的新发现就遭到了激烈而长期的反对。就社会科学看，海德格尔用《存在与时间》去申请教授，也被教育部长给否决了。所以，有人说，创新度超过30%，就很难被当前学界所接受。如果再介入私利人情等因素，对一篇文献评价的可靠性更难得到保证。

因此，要可靠地评价一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不论是在知识论上，还是在社会成本上，都是很难的。总言之，很难保证一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评价的科学性。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引用来间接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不失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法。一篇文献，如果被引用，通常来说，可以间接说明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将引用作为衡量一篇文献学术价值的一个评价指标，是合理的。当然，这一指标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批评CSSCI时，不应忘记，当前，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把CSSCI作为评价标准，尤其是作为利益分配标准，乃是出于打破学术“大锅饭”，促进学术来考虑的。学术需要被评价，这样才可能甄别优劣，有利于学术积累。学术被评价的前提则是产生了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是从学者的劳动中来。学者为什么要从事学术呢？当然有一些学者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但是，大多数学者是受功利驱动而从事学术的。即便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也有基本的利益诉求。一个良性制度，不是遏制人们的利益诉求，而是善于诱导、规范人们的利益诉求，利用利益杠杆，使人们的劳动投入到符合集体以至人类利益的活动中。所以，采取尽量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激励人们投身于学术。虽然我们可以说，目前，把CSSCI（以及SCI等）借用为利益分配方式仍不够科学，但是，这种方式难道比“大锅饭”更糟糕？进步总是渐进的，总是相对的。有些问题，永远都没有彻底的解决之法，只有相对较好之法。科学评价标准尤其是社会科学评价标准问题，恐怕就属于永远也给不出彻底解决之法的情况。不论就学术成果自身价值来说，还是就利益分配来说，引文索引的学术定量评价真正保证的不是科学性，而是公正性，即提供客观数据，而其科学性受制于研究者的引用水平，所以相对性较大。

对于CSSCI（以及SCI等），我们可以批评它的种种不足，但是，在没找到更好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没有更优的替代方案，现有方案有再多问题，也是最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定量化，即使不是好的选择，也可谓最不坏的选择。明白此点，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分歧、指责与怨气。

引文索引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文献检索以及科研文献交流分析，使研究者尽快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如果把一些没有的功能赋予给它，显然既是高估了它，也是冤枉了它。对学术定量评价的批评，尤其是对CSSCI的批评，目前有一些批评找错了对象。一个搞错对象的具体案例是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的《炮轰CSSCI》，该文指出了CSSCI的四大问题（来源期刊有明显的地域偏向；一些因收费而广受批评的刊物被收入，一些广受好评的刊物被排斥在外；学科分布失衡；CSSCI沦为实权人物敛财的工具）。不论杨玉圣所述是否真实，其矛头所指对象都不对，即不应该指向“CSSCI（引文索引）”，而应该指向“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操办者）”。而杨玉圣认为该废除该标准（当指CSSCI这一引文索引本身，而不是指在某次具体遴选中入选的具体期刊），就更错了。

因此，对于CSSCI，应分别地看，其价值归价值，问题归问题。属于CSSCI自身问题的，当然应该改进。对CSSCI的价值与应改进之处，田卫平的看法比较中肯，他说：“包括CSSCI在内的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有比没有好，多头比寡头好。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的实际，科学地设定各项指标参数，使评价机制更完善，促使各类期刊优胜劣汰，步入良性循环；而不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又倒退回到过去那种没有评价体系、办刊人自娱自乐、缺乏竞争意识，水平高低仅由上级领导或个别‘权威’说了算的境况中”（薄洁萍：《聚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不能承受之重》，载《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第11版）。因此，对CSSCI，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否定。

学术评价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进

可以说，做好学术评价，有利于进行公平的利益分配，调动学者积极性，促进学术。对于改进学术评价，有许多可操作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

（一）学术打擂与摆擂

鉴于真正的重大创新在初期很难被人们接受，可以采取学术打擂的方式，发现创新人才，对之进行奖励、破格晋升，并为之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这种方式对年轻学者有利。当然，这是非常规的学术评价方式。

打擂者提出打擂申请，认为自己对某问题作出了重大创新，包括推翻了权威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问题、方法等，因此他要求组织专门的辩论会，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认定。如果打擂者的成果被确认，则他能够得到奖励。打擂者可以对对手（专家）进行一些条件限制，回避某些专家。

由于打擂需要为个别人组织辩论会，需要成本，为了减少乱打擂的情况，可以规定让打擂者缴纳一定的打擂成本费，这成本费不论打擂成败，均不退还，因为如果打擂成功，收益会远远大于成本费。

虽然打擂也未必真能对成果做出可靠鉴定，但是，打擂有一个附带的重要好处，打擂者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成果更有效地公之于众，如果某些有实力的人知道并认可了他的成果、潜力等，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帮助。

（二）以奖代惩，允许长期不出成果

有些研究的研究周期很长，尤其是基础研究。为了让研究者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应该允许研究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出成果，给予其基本待遇，而不予惩罚。但对于要晋升的研究者，则应该拿出成果。此即以奖代惩。对于那种从事长周期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理解，一项制度的实施是有成本的，如果对长期不出成果的人都允许晋升，则鼓励庸人和懒人。所以，此类学者应该明白，因未出成果而得不到晋升，乃是他从事研究的机会成本。（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博览群书。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