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质疑与反思

近年来，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包括对国内学术刊物的评价，人们总爱拿“国际化”说事。很多评价指出，相比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而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国际化水平较低，在国际主流文科类刊物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成果，而国内的学术刊物，即使是高级别（当然不应该是指连业内人士都不甚了了的所谓“行政级别”，而是就其学术影响力及其档次而言的）的学术刊物，也难以同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相提并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打着国际化的旗号，这样的评价似乎显得理直气壮。但是，仔细想来，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于弄清，国际化本身并非一个中立的指标，其中交织着实践功用、人文传统、利益博弈等复杂因素，需要谨慎对待。

别总拿国际化说事

如果对国际化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且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我们实际上是接受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如果把一种误解了的国际化要求看成是当下的焦虑，则是弄错了方向；至于对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更应有一个基本的评估与肯定。

凡能被“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其本身是有条件的。就内容而言，是指关于自然世界或非主观方面的研究，研究方法上重视理论或实证；就形式而言，除学术规范外，还有诸如语言使用规范，如必须显现为一种特定的语言，通常就是英语——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无疑包含着西方话语霸权。相比之下，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就研究成果本身来说，是需要且应该做到国际化的，但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有其科学化的层面，可以部分地实现国际化，但就其研究问题的主体性、本土性以及问题的复杂性而言，并不必然是以国际化为标准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即使看似中立，其背后依然存在相应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当年韦伯把理想型与价值立场区分开来，对于规避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利主义与意识形态化倾向是有益的，但问题是，正如价值背后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利益杠杆在发挥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终是无法绕开不同利益因素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不能绕开国际政治的博弈格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必定要承担相应的意识形态功能——当然是进步的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韦伯则将其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称之为“国家学”。可见，现代社会科学自确立起，就建立起学术研究与实践功能的同构乃至于共谋关系，并由此建构起相应的学术制度，包括学术审稿制度。这样的学术制度一定会影响到文章的刊发。因此，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必然会更多地刊登旨在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学术成果，相比之下，刊发为中国利益辩护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学人的学术成果，不能说没有，但肯定非常少。这种状况从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对外传播。

切忌形式上的国际化

相对而言，人文学科与国际化的距离，较社会科学要更远一些。人文学科同样要求体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与政治诉求，且要求转换为内在的伦理精神、信念体系与教化功能，这是人文社会科学难以完全转移为外文的原因。在本质的意义上，人文学科还特别要求体现本土性及其文化传承功能，也更加强调对母语的依赖，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拒绝外语化的。因此，如果国际化一定是外语化，那么人文学科便有其本质的非国际化规定性。用外来语言来表达中国本土的人文学术，毕竟是不靠谱的，正如在中国古典影视中选用外籍演员好像也体现了国际化的要求，但终究是不地道的。

因此，人文学科的国际化，只能显示出其特定的层面，但如果把国际化看成是人文学科水准高低的标准，就违背了人文学科的基本规定。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推行学科评估国际化模式，但在人文学科方面恐怕得慎重考虑。

其实，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在不同程度上也交织或包藏着人文学科的内涵与功能，诸如文化传统、创造性、意志、想象力以及隐性知识等等。但是，在这些学科领域，因为科学成果与实践功用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所谓“科学无国界”，其实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同样存在实践功用），科学成果容易以中立的方式显示出来，而科学研究背后的人文内涵以及创造性、想象力等等，从形式上讲也与学术表述无涉，这显然便于成果的语言转换即翻译。但由此反过来也损伤了科学成果的丰富性，并将“科学成果”从其应有的科学文化环境中抽离出来。换句话说，这类领域学科成果的翻译也许从形式上是可行的，但如果仅通过“成果”来显示，却可能牺牲掉科学的文化整体性。时下很多有识之士建议，应把科学研究水准的评价指标从单纯的SCI或EI模式转变为综合科学实力的评估。然而，在SCI及EI评价模式有所降温的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界倒开始搞起了SSCI及A&HCI之类迷信，这一现象实在值得反思。

本文无意否定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战略，但反对把“国际化”看成“外语化”，反对无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而搞所谓形式化的国际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在本文看来，即我们的研究是否扎根于时代现实并通过扎实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化，方是可靠且可行的。

辩证看待本土与国际

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准的评估，笔者不禁想起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番话，大意是说，如果说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同世界相差10年，那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同世界相差20年。老人家当年在做这番评估时心里一定很急，但评估本身却是有道理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同仁也不得不服气。毕竟当时的中国，十年劫难刚过，百废待兴，而作为“文革”重灾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不过，30余年过去了，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仅就国际化进程而言，也是可圈可点的。正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前所未有地开始全面引进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思潮，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状况至少表明，中国正在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变革与大发展进行资源上的储备与消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以至于国外的很多新理论与新思潮，竟然首先是在中国打开市场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中国学界反思的现象，如翻译作品粗制滥造甚至时有剽窃事件发生，随意引介国外末流学术成果，放任自己的大脑成为各种洋思潮的跑马场，等等。但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沿着健康的方向行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通过中国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意义正在引起世界越来越多的兴趣及研究，一批学术成果也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到国际学术前沿，并引起积极评价。可以期待，随着一些外部条件的成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在国外主流刊物发表成果偏少的现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对于今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需要进行恰当评估，不必妄自尊大，更不应该妄自菲薄。最近几年，我们在全面跟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年度状况，以我们的观察和判断，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以及实践意义方面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其原因是在今日世界，基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超过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主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并且也有必要推出这批优秀成果，展开同目前国外有关成果的批判性对话。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目前最需要的，恰恰是来自于中国学界的声音，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同仁究竟在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并且形成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在目前的国际交流语言格局下，尽可能将中国一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翻译到国外，是中国学术进一步谋求国际空间的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反对把国际化外语化，并不是主张不利用外语。毕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外语能力方面是有待提高的。我们显然无意以反对外语化的国际化为实际的外语水平上的不足提供理论根据。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是否立得住，一定是要求通过母语表现出来，思想只有在母语里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撼力与吸引力。翻译过的作品毕竟是二手作品。近代德国人一开始用拉丁文做哲学，慢慢开始用母语做哲学，一直做成了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以至于今日做哲学，好像不懂德语便总觉愧疚。其实不必如此，因为哲学一定有不同的民族形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通过汉语表达出来并且传播开来。当年陈康曾发誓，做存在论一定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他当时做的毕竟是西方的存在论，如英国人的经验主义、法国人的启蒙思想及其实证主义传统、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今日中国人要做的，恰是形成与这一时代中国人的追求相匹配并为中国未来发展立道立言的哲学；这样的哲学，如果外国朋友们真的看不懂，那才真的叫以不懂汉语为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