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传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学术界的传播和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稍作考察,就会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从研究中展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看,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80载风雨兼程的阶段和一个10年间变幻莫测的阶段。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专著或教科书中,我们发现:在这80多年的峥嵘岁月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舶来品”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关头的惟一选择,并且在有着自身独特、悠久、辉煌传统的华夏大地上扎根、普及,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共同的日常语言和言说方式。事实确实如此。但这只是历史的A面。回顾这段历史,用反思的眼光加以省察,我们会发现所谓“历史的B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抽象或简化为几条简单的原则,获得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品格,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全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在那几条简单原则面前都要相形见绌,唯唯诺诺。这样一种潜规则是自明的:在它之前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错误的,在它之后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荒谬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邓小平的下述论断就是不可思议的。在20世纪的末期,邓小平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发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

这段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场”方式,有一些特别值得深思的方面。首先,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说来源于马克思的文本,不如说来源于对于马克思某些文本的某种解释,虽然它被冠以马克思之名,但是,另一个名称———比如“被绑架的马克思”———或许更加切中它的要害。在对马克思的文本稍稍了解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其次,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难以想像的“坚硬外壳”:比较固定的概念及其使用方式,比较固定的语汇系统及其表述风格;资深专家和市井阡陌之人对它的了解很难看出内容上的差别,专家只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寻章摘句”方面表现出一些微弱的优势。第三,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超稳定的品质:纵向来看,它是超时间的,即便沧海桑田,我都岿然不动,社会历史没有进入它的通道;横向而言,它是超空间的,社会过程中的任何个体从中学时代到撒手人寰所学所说的东西几乎都是没有变化的。无论在灵长类动物的历史中,还是在思想的长河中,这都是一种不太容易理解的景观。

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早已是历史陈迹。也许有人会说,纠缠于这些陈年旧账,不是无事生非,就是毫无意义。其实,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因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真正成为历史中的一段尘封的记忆,它仍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今天的理论探究中“在场”,影响甚至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不仅如此,而且这段历史并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从其后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来看,这段历史只是被遗忘,而没有被吸取,邓小平的那个论断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变化最终还是发生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为先导,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寻求而展开,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某个或某种政治事件的延伸或附庸成为学术共同体内的学术事件,直到今天情况大致如此。这样一种局面出现了:“一马当关”万夫莫开的限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入一种多样并存状态。尽管这种研究自身的多样化曾经或正在引起某些个体的诟病或者某些部门的忧虑,但是,它都不再或没有在意识形态或某种政治性事件的视角下受到关注;尽管有些人对此还不太习惯或不太情愿,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自生自灭的一连串学术事件,至少在“表象的叙述”上说,看起来如此。

多样化研究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学术生态,被看作思想解放的一种显著标志,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当代意义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被看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收获。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形成的“视界融合”中,才能突破原生态的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具体历史时空方面的限制”(其实,这只是一个隐喻,许多研究者在一种世故的缄默中而心照不宣的是: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学说已经过时,即便不是这样,那至少它的某些方面也已经过时),获得当代形态和当代意义。所有这些,听起来和看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在于多样化研究中所形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多样化理念引入之前的漫长的岁月里,那些曾作为敌人而存在的思潮,现在却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思想上的密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所反对的所有思潮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旋即烟消云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带上了某种强烈的喜剧色彩。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踏上“借鸡生蛋”的康庄大道。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对所借之“鸡”的研究,在许多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的研究论著中,对于某种思潮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兴趣,即使在一些号称关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某些思潮的权重也远甚于马克思文本自身。结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直接成为某些思潮的研究,而且还造成了现代以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殖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成为某些思潮为自身开辟道路的工具。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种思潮中若隐若显,游移不定,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但唯独不是它自身,它的身份处于一种空前的悬疑之中。事实上,在短短1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我们经历着什么呢?我们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操着那些社会思潮的“方言”说话。不论那些社会思潮彼此之间有多么不同,不论那些社会思潮本身具有怎样的现实前提和理论诉求,也不论它们各自的主张者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立场,多样化视界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可以便当地、圆融无碍地操着它们的“方言”说话!

这种“指鹿为马”式的做法,给研究者自身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也造成了一些混乱,以至于人们很难从今天的学术实践中对于诸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最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在大学学习的学生尤其感到困惑不解。课堂上传授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们从公开出版物上所阅读和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是两个东西,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们的导师的讲授和写作中也常常存在着这样的矛盾。那么,到底应当相信哪一个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认真研究。一个因素是:多样化研究视界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及其问题,与其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如说来源于它之外的涌入我国学界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自身。多样化中的每一个样态,在大数情况下,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某种社会思潮或理论观点的拼接。这种外在性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随意性和强烈的非理性色彩,使得多样化研究中的一些样态成为“没有窗户的单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只具有一种空洞的符号意义。正因为如此,那些多样化的学术实践,才如一个个突发性事件,自生自灭,令人在《庄子》所谓的“圣贤不明,道德不一”的状态中感到一种空虚和茫然。研究者自身失去了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一种无主体的无主题变奏,而处于前所未有的“偶像的黄昏”之中。

另一个因素是:多样化研究视界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要远远弱化于它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或理论的关系。从历史学和发生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并非空穴来风,它作为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叛者出现,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重新掌握群众这一重大问题。它的现实前提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疑虑,但是在它的展开过程中,它悬置或者说放弃了这一前提。社会运行过程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疑虑,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十分正常的事情。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列宁就遇到过同样的事情。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各种社会思潮必然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然而,这种理论自身的危机恰恰是社会危机的一种折射,但危机不是在理论内部而只能在社会过程中加以解决。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从学术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没有遵从这一方向,而是把重点放在理论尤其是西方现代理论的研究之上,因而没有真正提出理论(包括自身及其所研究的现代西方的理论)与现实的联系问题。比如关于现代性研究,这是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关注的话题,有关现代性的起源、演进、后果、弊端,有关现代性选择性、多样性、主体性以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等,都被进行过充分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因此没有在中国现代性构建中真正发挥过作用,而陷入《庄子》所谓“朱评漫的尴尬”之中。《庄子》说:“朱评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悲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化及其学术实践的这个描述,不应当被看做对于多样化的拒绝或反对,而应当被看做思想对于理论或思想自身的一种省察或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使学术或思想健康地发展。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