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

回眸1978年至今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极为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但我们透过其纷繁变化的外观，其整体的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地表现为三个时段，那就是：从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繁荣、硕果累累，再到追求深化、反对浮华。

第一时段：接续断裂，学术研究全面复苏

要对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做出初步的观察、分析，必须将其放在与“文革”的比较中来进行。“文革”期间，中国的学者没有独立的地位，被迫丧失了自我，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仆从，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学术发展在“文革”期间实际上已发生了断裂，“文革”期间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就是从接续断裂开始的。

1978年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起点。这一年，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基础。其带给学术界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学术回归自身，学者回归自我，被“文革”“断裂”了的中国学术开始被接续起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由此带来在学术研究风气上，由跟风套话向实事求是的学术求真转变。此后，中国学者开始反对“引经据典”的空洞说教，开始反对被迫和被动跟从政治的“注经”式研究，学者们开始强调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学术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学者的天职在于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学术的生命在于发现规律、追求真理。学界不仅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对象，也开始了真正学术的、学理层面的研究。如著名党史学者胡华就在1978年秋大胆提出：“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史。”

纯粹的学术机构、组织不断建立，学术研究园地较快恢复并扩大，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接续断裂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文革”期间绝大部分学术机构已不做学术研究；绝大部分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少部分保留或在中途复刊的“学术刊物”已经被迫成了政治刊物。197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并由此开启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省社会科学院的相继组建。这些学术研究机构的组建，使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同于行政干部、政工干部、宣传干部的独特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高校系统也是同样情况，1979年教育部首次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文科科研处。到1979年底，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就已达到309个。学术研究园地的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原有的刊物从浓烈的政治色彩回归到学术刊物的本位，如“文革”后期复刊的《历史研究》，复刊之初很像一个政治性刊物，不但发表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转载当时“两报一刊”的重要政治文章和社论，进入70年代末期以后，学术本色才渐渐取代了政治色彩。“文革”后期复刊和开办的若干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文革”后期发表过不少“批孔”文章）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表现在新的学术研究园地的大量开辟。如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继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及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等各省级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下属研究机构主办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从1978年起相继复刊。以学术理论见长的《光明日报》回归本色，在70年代末期相继创办了“史学”、“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术专版。

学科结构的大力扩展、调整，若干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新时期学术接续断裂的第三个突出表现。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取消的学科得到重新恢复，并迅速发展。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重建；1981年7月，中国法学学会恢复成立。二是一段时间占据“显学”地位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回归本位，而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应用性学科愈来愈受重视。如管理学，此前我国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研究，70年代末期才开始真正的管理学研究，若干高校从1978年、1979年开始招收管理学专业的学生，1984年开始在几所重点大学成立管理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三是为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一些大的学科门类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法学内部，除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中国法律史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分别成立于1979年和1980年）外，还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部门法学。

海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是中国新时期学术接续断裂的第四个突出表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半隔绝状态，到“文革”期间则几乎处在完全隔绝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才出现了海外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以哲学界为例，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由最初迅速恢复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如1981年在北京先后隆重举行了“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大会”），到“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可谓令人目不暇接。在美学界，美学学者李泽厚在198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上呼吁：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接着，他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与此同时，陆梅林、程代熙主编的“外国文艺理论资料丛书”和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也陆续出版。在研究方法方面，大致在1983年前后开始，学界大量引入西方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其中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

制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显著。198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方法年”。这一时期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对“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方法被教条化、被歪曲使用的深入反省与反思。学者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与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如1983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同时，肯定整理、考订、鉴别等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做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为学术接续断裂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和基础，获得了所需要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学术研究园地的不断恢复和扩大，则将学术接续断裂的前提和基础变成了实际，将学术复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将动力变为了实际行动；学科结构的大力调整、若干新学科的建立、海外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则是学术全面复苏的具体表现和有力支撑。概而言之，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

第二时段：空前繁荣，学术成就硕果累累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看做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如前所述，前一个时段的特点重在接续、复苏，虽然学术十分活跃，但相对于整个30年来说，主要是一个起点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蓄势”阶段，因此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的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主要是在第二个时段，或者说是从第二个时段开始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把改革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学者们的思想更趋解放；中国学术界有了前一时段的积累、“蓄势”，又有了这一新的动力，于是出现了日益活跃、空前繁荣的景象。此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不断地给中国学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地推动中国学术持续保持日益繁荣，不断地结出硕果。

在这一时段，各个学科不断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科学体系的阶段，也是学术界开始从各个领域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阶段。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术界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段，还对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的问题、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我们如何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坚持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实精神。时代的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中国学术界作出回答和解析，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前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等重要时代命题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哲学学科是面向时代方面的典型代表。哲学学科除继续探讨“哲学”本身的纯学理内容外，还特别重视对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都曾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与此同时，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如“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生命哲学”等“专门化哲学”也在这时开始兴起。

在这一时段，各学术机构很重视学术人才的培养，学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成效显著。先看社会科学院系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于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和《在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都先后专门讲到“选拔人才”、“抓好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教育和提高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7年“建院20周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院有科研业务人员3000多人，拥有高级专业职称的科研人员1500多人，其中有相当一批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全院有61名学者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有博士生导师280多人、硕士生导师600多人。再看高校系统。除各高校不断采取切实措施进行学术人才队伍建设外，教育部亦不断推出有力的具体举措。首先是于1993年在理工农医学科设立“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接着，在1997年1月，教育部开始启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主要目标是：连续支持若干年，选拔150名左右具有较高政治素养、有较突出学术成就的高等学校中青年教师，从中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家、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并通过这项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文科跨世纪人才培养工作。高校学者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力军。就整个学术队伍来看，这一时段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年青一代的学者已成长起来。如果说在第一时段主要是老一代学者（包括1949年前成长的学者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学者）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一时段学界则成为老一代学者与年青一代学者（“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共同的舞台，年青一代学者思想更加活跃，更少禁锢，更加关注现实与时代，更加热切地憧憬未来。

在这一时段，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成为重要和热门议题，并实施了不少重要举措。中共中央从80年代初就很重视对学术界的领导、管理和支持，但一些重要决策还是8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的。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规定，并在其后逐步得到落实。1983年，建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它正式成立于1991年6月，此前其职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代行）。1986年开始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12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1996年4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工作暨项目评审会议。在此期间教育部不断加强学术管理的力度，到90年代中期更是举措频出。1994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基础研究，突出重点，择优扶持；二是深化科研管理改革，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三是加强和改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1991年，由国家统计局批准建立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统计年报制度，教育部社政司每年编辑出版《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1994年，教育部推广使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系统》。1996年，教育部发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从1995年起，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项之一，每三年评选一次。学术评价方面，这一时段开始普遍采用量化评价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4年将“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作为院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中标者经过一年多研究，两年试用，到1997年底通过了专家鉴定。学术期刊界的“核心期刊”评定也是在这一时段开始进行的。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加强，是学术发展、繁荣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在学术的草创时期和起步阶段往往不会被重视，也不太需要），所以这本身便显示了学术的繁荣和学术的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术研究的规划化和科学化。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

综合起来看，在第二时段，由于有了前一时段的学术积累和“蓄势”，又由于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不断给学术界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尤其是面向现实、面向时代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加。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在前一时段的学术研究重在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的话，那么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则重在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这一时段出现的对学术人才的高度重视、对于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热议和实施，都显示出学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特点。上述情况出现的本身也是学术积累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体现。

第三时段：追求深化，学术事业在反对浮华中向前推进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看做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是第二时段的延续和发展，第二时段所具有的特点在第三时段仍然都有。但这一时段除继续具有第二时段的特点外，又具有了若干新的重要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发展而形成的。其综合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是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

这一时段特别重要的特点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指导、支持。2002年11月，李鹏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6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讲话。江泽民同志从2001年8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发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谈话。2001年8月7日，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必须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强调，大力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2005年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文明碰撞、新霸权主义、民族冲突、社会和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来加以诠释和引导。这显示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自觉和理论智慧，也标志着整个社会对人文学术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这表明人文学术在传承人类文明、探究社会规律、实现人的内在自由、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必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更大作用。

这一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和学界出现了反对、整治学术腐败的强烈呼吁和实际行动。学术腐败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来愈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与之紧紧相随，社会和学界对于学术腐败的批评和讨论的声势也愈来愈大。较早提出反对学术腐败的是文学学者陈平原，他在2000年3月11日撰写了《有感于“学术腐败”》，该文在《南方周末》2000年3月24日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擅自改为《学界“世风日下”》”（陈平原语），该文后来被收入陈平原的《学术随感录》一书时，著者恢复了原标题。《光明日报》于2001年12月25日“学界话题”专栏以《维护学术尊严反对学术腐败》（主持人：薄洁萍）为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与此同时及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各大报刊均发表了不少整治学术腐败的文章。有人曾在2004年用Google检索“学术腐败”四个字，总共有1170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造成学术腐败的原因，既与社会大环境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分不开，也与学界内部道德滑坡的因素有紧密联系。为遏制、整治学术腐败，这一时期，管理界和学术界出台了许多对策。中共中央于2004年初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有这样两段话：“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按照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是针对学术腐败而发。教育部也有一系列举措。2002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6月，刚刚成立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也先后出台了有关遏制学术腐败的规范、规定和措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学风建设的决定》、北京大学于2002年3月通过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等。在这一时期，学术规范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尽管社会和学术界对整治学术腐败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学术腐败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学术腐败，有学者用“触目惊心、痛心疾首”这样的措词表达自己的激愤和担忧。可以说，惩治学术腐败任重而道远。

对于当代学术和学者自身进步研究，即展开关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亦即开展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构成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这种研究，既包括了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类似于“学案体”），也包括当代各主要学科的学科史研究（如有一套“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丛书，包括“马克思主义卷”、“哲学卷”、“历史学卷”、“文学卷”等13卷，其各卷时间下限到了20世纪末，《光明日报》在1998年即发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等长文），还包括宏观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如著作《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之时间下限到了1992年，《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之时间下限到了1999年，《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时间下限到了20世纪末，《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之时间下限到了本世纪初）。2003年，有学术刊物开辟了“当代学术史研究”专栏；2005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提出要把“当代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学者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但在当代学术史的视野下，当代学者及其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时学术研究的主体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学术发展到比较繁荣和成熟、学术积累到较为丰富的阶段才会产生的现象，是学术自觉的表现。

这一时段有一个必须提到的重大事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共分七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部分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要立足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要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此后这项工程调动全国学术界的力量切实地开展起来。教育部于同年制定了《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工作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5年12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云山在成立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要努力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支骨干力量。”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既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也进一步带动了整个学术界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动了整个学术界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追求，带动了整个学术的前进发展，不断走向深化和厚重。

联系起来看，由于有了前两个时段的学术发展，进入第三个时段后，学术积累和学术繁荣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层次。进入第三个时段后，学术渐渐由量的追求转入向深度和厚重发展（比如第二时段在学术评价方面开始采用的定量分析逐渐暴露出简单化、表面化的缺陷，在第三时段遭到了猛烈抨击），这既是学术界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在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必然会寻求质的突破）。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数量”、“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主要是“质量”、“深度”、“厚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对当代学术发展自身的反思和研究，乃至对反对学术浮华、惩治学术腐败的强烈呼吁，正是第三时段追求学术“深度”和“厚重”的具体表现。

补论

将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相对的划分，是着眼于其主要和基本的特点，实际上这三个时段并无绝对的时间界限，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三个时段内在地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正因为第一时段的接续断裂、全面复苏，为第二时段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蓄势”，才会有第二时段的空前繁荣、硕果累累；当在第二时段由于空前繁荣使学术成果达到较多的积累（其中也确有一些泡沫）时，人们（社会和学术界）自然地会去追求学术的质量和深度，于是顺理成章地会去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反对泡沫。

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其中的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思索。我想，下述几点是可以明显地看到的：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而不是教条地、僵化地照搬。第二，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给学者提供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学术环境。第三，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第四，学者必须追求崇高，必须有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操守和勇气。

（原载《复旦学报》2009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