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论中国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基本因素

学术话语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了深刻的论述。如何提升学术(本文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尤其要重视以下几个基本元素。

一、话语权的力量基础

学术话语权不能就学术论学术，而要放到更大的格局中加以把握。总的逻辑是：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国家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而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硬实力是主要的和主导的部分。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学术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学术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重视学术话语权；另一方面，学术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不能脱离国家实力抽象地谈话语权。

中国对学术话语权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新世纪，中国先后提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走出去、文化软实力等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使用了“话语权”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提到话语权，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做了集中的论述。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社会科学是产生话语权的基地。当今主流的国际话语几乎都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都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支撑。可以说，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提升学术话语权是解决“挨骂”问题的一个关键。当代世界，话语权越来越重要，争夺越来越激烈。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也是一种话语的冲突。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发展优势和历史积累，一直掌控着世界主流话语权。在他们眼中，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则是边缘国家、叛逆国家，都要批判、改造。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国际上“资强社弱”“北强南弱”“西强东弱”更为凸显，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全球化中甚至形成了话语霸权。一个时期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丑化中国国家形象，使得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习近平指出，“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挨骂实质上是话语权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包括社会学科话语权在内的各个领域实现突破，因此，“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要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中国提升学术话语权具备了较好的基础。软实力都以硬实力为支撑。话语权不是虚幻的，不是空中楼阁，国家没有实力，就谈不上话语权。这是看上去不公允但的确存在的残酷的国际现实。国家话语权的大小与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实力强则话语权大，实力弱则话语权小。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2]。这其中挨骂的话语权不足，与挨打和挨饿一样，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落后。当今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也就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了基础。第一，中国硬实力有较大的提升。在经济上，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业产品位居世界前列。对外贸易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成功地创立亚投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初步检验和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话语权。在政治上，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中国还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中国是最近30多年中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而言，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不仅自身发展比较好，而且对国际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等也成为热门的国际话题。做得好才能说得好，才能为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契机。

中国对提升话语权要持积极态度。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的，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一般而言，话语权落后于国家实力发展，因为从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要有一个过程，软实力本身的积淀也有一个过程，而且国际之间软实力的重大转换还需要历史的契机。比如，在经济总量上美国19世纪就超过了英国和西欧国家，但美国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才全面取而代之成为西方霸主的。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时还不相称。我们需要正视这种客观现象，认识到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急躁不得，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话语权问题，不能指望在话语权上能毕其功于一役。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国家实力与话语权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我们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话语权，以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差，让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尽快地、紧密地衔接起来。那种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就会自然随之增强的观点，是消极的和无所作为的。从这个角度看，话语权上的自觉，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紧要的。

当然，在提升话语权问题上要把握好“度”。话语权受到国家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国家提升话语权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必要性当做可行性、现实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资本主义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并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试图在话语权上一下子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如何增强话语权需要在战略和策略上审慎考虑。总的来说，我们在提升话语权上，高度上要“适度”，时间上要“适时”，措施上要“适当”。如果目标过高，要求过急，措施生硬，不仅难以达到，而且树大招风，会带来更大的阻力。

二、话语权的学术支撑

学术话语权核心在于“学术”二字，没有“学术”，当然不可能有“权”。西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直接地来自他们在这些学科领域的优势。中国话语权的弱势，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也有关系。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落后，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有的科学不宜直接比较。但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科学还是相对落后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估计。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3]。比如，当时我们很多统计数字都没有，有些学科不全，有些基础较薄弱。今天我们的情况有较大的改变，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还是去世界著名大学接受教育，我们一些学科的教材还是使用西方的经典，我们一些使用的学术话语大多数还是西方的，我们一些评价中最好的期刊也是西方的，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处于模仿、追赶的阶段，那么就会还缺乏处于塔尖层次的、引领地位的学术话语权。

提升话语权要致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和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通过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等，缩小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差别。中国社会科学构建了庞大的学科体系和宏达的学科队伍，研究基础和研究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中央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4]。只有在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完善的创新体系基础上，推出更多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才能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才能进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提升话语权要巩固学科基础。提升话语权不是一日之功，不能急功近利，而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绕过学科建设而谈学术话语权，无疑是空中楼阁。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需要认真研究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们既要加强传统学科建设，使之增强活力，适应时代发展；又要积极扶持新兴、交叉学科，使之成为社会科学新的生长点。

提升话语权要重视文化传承。社会科学话语权有很大的路径依赖。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国儒家学说所拥有的话语权，都是长期形成的，都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习近平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独树一帜，曾对世界尤其是周边文化圈具有历史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

提升话语权重在学术创新。提升话语权实际上就是提高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竞争力。打铁还须自身硬，竞争力来自学术创新力。创新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1]。原创性是话语权的根本。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的创新。一方面，新的学科的创立，先发者占据话语的优势。西方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也是当今许多新兴科学的策源地，在话语权上保持了先发优势。另一方面，率先提出新观点，从而占有话语优势。美国之所以有话语权，就因为当今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新提法，都是源自美国，具有设置议题的能力。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学科和观点上都处于后发、模仿的地位。中国目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致力增强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

三、话语权的特色融通

学术话语权必须重视“话语”。话语总是带有民族性。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强调文艺、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民族特色，诸如民族特性、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中国特点、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化等，其中当今最主流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既然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那么我们的话语带有“中国特色”是自然而然的。

提升话语权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学术话语要得到国际上的接受和认可，首先就是形式上的认可。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句话只能从相对的、辩证的意义上去理解，如果理解成只要特殊性而无须普遍性，或者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那就陷入了误区。生活中，说方言有特色，但别人听不懂，全国交流还靠普通话。在国际上，民族性不能没有，但民族性不等于国际性。要为国际所认可，就不能自说白话、自弹自唱，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融特殊性、个性于普遍性、共性之中。要处理好话语上的中国特色与国际融通的关系。一方面，对世界上的主流话语加以借鉴改造，即话语上的“借船出海”，便于国际上的认可。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对于人类文明共识的东西，我们另起炉灶是不明智的，不仅成本高、代价大，而且行不通。另一方面，“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

提升话语权要搞好国际传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提升话语权必须回应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内容与形式相比，总是第一位的。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有科学的前瞻，这些才是话语权的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1]。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关注一些独特的、边缘性的问题，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重要话语权。

四、话语权的代表人物

提升话语权需要学术大师。话语权既是国家的，也是个人的。学术话语权不靠人多势众，而靠学术大师。话语权来自于“空间”上的高度，来自于“时间”上的前沿，只有那些站在学术高峰和学术前沿的大师，才有一呼百应的话语力量。学术大师在学术领域起导向、引领、带头、推动等作用。历史上的学术话语权，都是思想大家留下来的。当代的重要话语，也是由著名学者提出的。诸如现今源自西方流传世界的主流话语，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软力量理论”等，每一个背后都站立着以学术思想敏锐深刻而闻名于世的大师。最近几十年，每当世界发生冲突，就会被激辩是不是“文明的冲突”；每当有制度的重大危机，就会被追问是不是“历史的终结”。当今中国话语权的欠缺，也是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总的来看，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中国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大师还很少，由他们代表所发出的中国声音还很弱。

中国需要培养学术大师。纵观历史，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往往是思想学术繁荣和大家辈出的时代。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都涌现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家。当今中国是举世无双的大国，中国的复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正如恩格斯在论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5]。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1]。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

为学术思想大师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有了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中央对社会科学工作予以空前的重视，提出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将发展社会科学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之中，社会科学事业的物质条件和学者个人的物质条件都有极大的改善。中国社会转型剧烈而复杂，遇到并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众多需要研究和思考的世界性难题，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正是在解决难题之中才能产生学术大师。然而，条件和环境好了，体制和学风也要好，中国学术界亟须脚踏实地改革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就学术机制而言，自由的研究、讨论、争鸣是学术事业发展的灵魂。要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就学术风气而言，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真正的学术大师，要在科学研究中，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科学学术单位。塔尖之总高屹立于高塔之上，珠穆朗玛峰之高是因为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学术大师的高度不仅是自身的水平高，而且是因为所在单位的水平高。大师不是“矬子里拔将军”，而是优中选优。学术大师背后是强大的学术单位。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第一，拥有世界最好的一流大学，拥有世界最强的思想库，著名的学术大师也多是出自这些地方。中国目前已形成了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军队院校等社会科学研究教学系统，从事社会科学教研工作的人员达到四十多万人，基础不可谓不庞大。中国如何在此基础上朝着做强的方向努力，是今后长期的课题。要整合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建设一批在世界上具有专业优势的学术单位，进而从中产生代表性的世界学术大师。这是提升话语权的一条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6-05-19，(2).

[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北京：求是，2016，(9).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87.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4-09-25，(2).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