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润珍】做有思想、有灵魂的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主体是人，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决定科学发展的程度。科学与理论都是人们根据时代的命题所作出的思考，是人类思维、思想与文明的结晶，时代性与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源泉。习总书记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中外古今文明成果，用极朴实的语言，准确、清晰地阐述了科学与理论研究最根本、最基本的道理，可视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与理论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变革步伐加快，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迈进。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围绕时代主题共同发力，在思想、理论、科技、学术、文化等各方面提供强大支撑，强化并扩大社会主流意识，同时还要排除各种社会非主流意识的干扰，以及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奏响时代最强音。

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存在着与时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列举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若具体到各个学科，所面临的问题或将更多。比如历史学，有些研究脱离现实，研究成果的时代性与思想性不够。这些现象令人担忧。

将唯物史观融贯于研究之中

时代与社会变革，推动了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基础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又随时代变革不断丰富其内涵。自觉、自然地将唯物史观融贯于学术研究，还未做到位，这将是影响学术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与史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引导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又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唯物史观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已成为中华民族之共识，习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总结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时代与社会变革，推动了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基础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又随时代变革不断丰富其内涵。然而，有些学者在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上仍处于混沌状态，或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当作口号与标签，并没有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贯于学术研究，自然地体现于选题、论证、材料取舍处理，以及内容、方法等各个研究环节与成果之中。许多论著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书中看不出作者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自觉、自然地将唯物史观融贯于学术研究，还未做到位，这将是影响学术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思想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思想性、现实性赋予学术活的灵魂，是学术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运用先进科学理论，探索时代命题，通过探索实践，既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又创新理论，做有思想、有灵魂、有生命的学术研究。

当一个社会走向兴盛的时候，其对知识的需求越大，特别需要知识界贡献出能破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的思想与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智识需求颇为滞后。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一再强调文物与历史风貌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论及文物保护与尊重历史。我们党如此重视历史，为历史研究与史学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契机，但学术界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能深入研究习总书记讲话所包含的基本原理与精神的有分量的论著并不多见。现代城市大多由古代城邑发展而来，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不能割断历史，而真正能将古今打通，探求创新现代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这种学术研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状况亟待改变。

学术要大气，视野要宽广，用宏观视野把握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拓展研究领域。学界于此行动较慢，或固守某一学科畛域，难以有所突破。老师带学生，并以“专业”为借口，束缚学生。由于受专业领域所限，选题范围窄，研究内容大同小异，“炒冷饭”，旧题翻新样。这样做学问，大家挤在一起，就像“过马路”一样，扎堆一起走，红绿灯就不重要了。缺思想，随大流，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的习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大师都是“通人”，在“通”的基础上“专”。而时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多是未“通”先“专”，“专”而不“通”。这种状况不但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相称，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人才成长与学术研究。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鉴古镜今为治史者之动机。然有学者不关心现实，误认为历史是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不必联系现实，为历史而历史，就史论史，知古不知今；甚至有学人假借“传统”名义，提倡所谓“纯学术”，提出“回到乾嘉去”，也有人提出“回到民国去”，就是不愿意回到现实中，选题细碎，研究“碎片化”，学术套路沿袭“汉唐章句之学”和乾嘉考据学之末流，玩概念，玩名词，做文字游戏，在一些所谓“概念”上兜圈子，号称“新解释”、“新概念”。其实，对学术史稍加回顾，便能发现：每当学术末流行至穷途困窘时，常常会标出各种各样的“新”来糊弄人。其与传统的明道致用的学术精神格格不入，而且也缺乏生气和活力。

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学术总结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一些学人并无书写历史的历练，却能大谈历史书写；还有一些学人为文空泛无绪，却能高论语言“范式”，总欲以己之暗教人之明，给人的感觉是做学问就像扫地擦桌子一样，十分简单，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说，怎么说都可以。似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实践，只要看几本书，想一想就行了。其夸谈、浮夸远甚于明末“心学”和清代经学考据之末流。

学问须长期积累，深思熟虑，方见其思想光芒，然一些学人心急气躁，没有耐性培养自己的深沉学问，总想天天有收获，投机取巧，自说自话，自以为是。其实，做学问与农民种庄稼在道理上是相通的。农民种田，知道庄稼是一天天长起来的，只有适时播种、精心管理、科学施肥才能有好收成，所以不能着急，辛勤耕作，看着庄稼茁壮成长。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论做学问：“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然学界欲“劳而不获”者不多，想“不劳而获”者却不少，对学术缺乏敬畏之心，对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尊重，参考甚至抄了别人的东西，再吹毛求疵，否定别人，借以掩盖己拙，为其自我粉饰找幌子。学界种种功利性、随意性与陋习，导致学术研究思想性、现实性严重缺失，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和时代要求。

学问须有思想，有思想才有灵魂。思想灵魂是学问精气神之根本所在。然思想灵魂又扎根于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思想性、现实性赋予学术活的灵魂，是学术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运用先进科学理论，探索时代命题，通过探索实践，既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又创新理论，做有思想、有灵魂、有生命的学术研究。历史学的灵魂在于求真，历史学的生命在于致用。历史是一种过去的且与现实相关联的客观存在，其真实无不由时间消磨而被隐藏，或消失在过去。历史真实在消磨与消失的过程中，无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时间与空间上刻下种种印痕，遗留下各种实物、史迹及人类记忆、记录等，历史研究借助时间痕迹、遗物、记录、记忆等追寻过去的真实，由此也决定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学人不仅要占有大量丰富的真实资料，要求在搜集资料时尽可能地做到“竭泽而渔”，还要融贯古今中外众家各种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关于历史学研究与认识方面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著述。而且，任何痕迹、遗物、记录等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由浪花而见长流，又是一个复杂的思维与认识过程。因此，历史研究不能不具有思想性，必须在科学思想、理论与唯物史观指导下，综括、分析材料，由事物的相互联系、拼接还原史实，从历史真实中求得历史精神。美国学者施拉姆说：“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有思想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

彰显学术对未来的关注

学人生逢其时，时不我待，当乘势而起，奋发有为，投身现实，将思想凝聚于时代及党和国家的决策与布局上来，认真思考、研究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变革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创新思想、创新理论，才能开辟美好未来，为人类现代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现实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现实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一切事物无不以历史为前提。事物本体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呈现不同的样态，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准确把握所研究的问题，往往会将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期、分段考察，揭示事物的本质。本质的、规律性的与精神性的东西，往往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历史与现实原本一体，人们为便于对事物的考察，故以时间为线索，将事物发展的前后变化分为过去与现在。欲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就必须古今打通。南宋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曾论及学问境界：“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旧学新知的邃密与深沉凝聚着学术的思想性，心领神会而且古今融贯包涵着学人对现实的重大关怀。清代学者顾祖禹会通古今撰《读史方舆纪要》，曰：“夫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其治学，从现实出发，由今及古，再由古及今，古今融贯，经世致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唐以前音学诸书》曰：“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同书《通古今》条又曰：“欲通古今，赖有字，也赖有史。故字不可不识，史不可不读。”识字读史以通古今，通古今在于致用，达政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清人戴震由训诂通义理以达政事。崔述借考信考据的训练断案治政。会通古今，为学在于致用，是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也规定着学问的现实性。

致用不仅仅于通达政事，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与把握，探索救世兴世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班固撰《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张载主张学问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纵贯百家，著书“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学在于“明道救世”、“淑人”，“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黄宗羲治学贵自得，注重宗旨与精神；王夫之以学“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他们生处乱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关注现实与未来，思考治乱兴衰之道，创立学说以待后世王者之师用。其治学之苦，亦非常人所想象。王夫之栖身山野，“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载)朱(熹)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他们耗尽生命，探讨社会历史与现实，思考治世之由，彰显学术对未来的关注，同时也维系了中华传统文明与学术生生不息。

与古人相比，当代学人之幸大焉。我们遇上了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习总书记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学人生逢其时，时不我待，当乘势而起，奋发有为，投身现实，将思想凝聚于时代及党和国家的决策与布局上来，认真思考、研究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变革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创新思想、创新理论，才能开辟美好未来，为人类现代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让学术在时代中闪耀出无限的思想光芒，不辜负中华民族复兴之伟大时代及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1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