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史人物 | “黄筌画派”的源流和传变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兵戈不止，生灵涂炭。有学者将它与战乱分裂的六朝相提并论，称之“五季”。而就中国花鸟画史而言，五代却是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尤其西蜀、南唐两地，名家辈出，画事繁荣，出现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风格，促成了花鸟画的成熟。以富丽工巧为画风特质的“黄筌画派”，由于适应宫廷贵族的审美意趣，在西蜀画院居于主导地位;及至北宋初期，又统治皇家画院近百年，致使当时花鸟画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其对元、明、清时期乃至近现代花鸟画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花鸟画的传承和演变。显然，梳理“黄筌画派”形成和传变的历史，是体悟中国花鸟画发展历史及其文化意蕴的重要一环。

　　“黄筌画派”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黄筌画派”的形成是花鸟画发展的必然，也是五代时期西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产物。

　　唐末，藩镇割据，壁州刺史王建兼并西川、东川和汉中。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王建旋即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其子王衍荒淫无度。925年，前蜀被后唐所灭。后唐任命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934年，孟知祥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其在位几个月后病故，孟昶继位。在前后蜀统治的五十多年里，西蜀之地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矛盾尖锐，然而也不乏善政。如前蜀王建统治前期，励精图治，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和恃功贪暴的武将;保境安民，不兴兵事，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重用人才，文学家韦庄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宰相)，道士杜光庭被封为蔡国公任户部侍郎。当时“唐之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王建均“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十国春秋》)。后蜀孟昶继位之初，以王衍荒淫亡国为戒，勤于政事，惩治贪污，发展农桑，振兴文教，并亲撰《颁令箴》诫勉官员。王建、孟昶在执政前期开创的稳定局面，是“黄筌画派”在西蜀得以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基础条件。

　　前后蜀的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绘画。他们对画家大力提携并为己所用，所以“蜀虽远僻，而画手独多于四方”。前蜀王建曾封画家贯休为“禅月大师”，其他画家如房从真、宋艺、高道兴等依唐旧例授予翰林待诏之职，并设置内廷图画库，任命专职官员管理。王衍修建秦州行宫，延请大批画家在宫中壁上作画。后蜀孟昶雅好丹青，招徕画家，于明德二年(935)设翰林图画院。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宫廷画院。孟昶十分重视画院的建设，西蜀画院人才济济。黄筌被授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主持西蜀画院。孟昶喜欢工致富丽的艺术风格，对黄筌“小笔精妙”的作品极为赏识，常常让黄筌绘制花草虫鸟，装饰宫廷或作为外交通好礼物。这对于“黄筌画派”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自“安史之乱”以来，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动荡之中。而西蜀之地由于未受战乱波及，居然能偏安于乱世，故而引得大批北方战乱地区的士人迁居避难。这其中就包括西蜀花鸟画的先驱滕昌祐和刁光胤。滕昌祐随唐僖宗入蜀，终老于此。其作品用色鲜艳，形神俱备。他的《牡丹图轴》构图独具新意，勾线轻利挺拔，用色鲜艳明丽，注重色晕变化，平涂和渲染并用。整幅作品细腻工致、富丽堂皇。刁光胤于唐昭宗天复年间入蜀，居蜀地三十余年，留下了大量画迹。他悉心培养后学，黄筌是其入室弟子。刁光胤终身以处士自居，性情高洁，交游不杂，专心于花鸟画创作。可惜，其画迹由于历史的变迁几乎丧失殆尽，只留下一本颇有争议的《写生花卉册》。

　　滕昌祐和刁光胤在唐至五代花鸟画的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就绘画技法和审美意趣而言，他们直接推动了“黄筌画派”的形成。正如徐建融所言：“滕昌祐、刁光胤以‘处士’的身份而作工笔设色的画体，固然反映了地区的风尚，但这一画体的进一步发展，却是由黄筌进入画院之后所完成的。”

　　“黄筌画派”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黄筌(903—965)，字要叔，四川成都人，自幼聪慧好学，颇有绘画天赋，善于师法诸家之长。《宣和画谱》言其“花竹师滕昌祐，鸟雀师刁光，山水师李昇，鹤师薛稷，龙师孙遇。然其所学笔意豪赡，脱去格律，过诸公为多”。此外，黄筌还师法自然、重视写生。其所绘无论山水野渡、人物鬼神还是奇花异兽，都十分传神精妙，尤以花鸟画见长。后世流传不少关于黄筌的故事。944年，后蜀和淮南国通好，淮南国送来的活鹤引起了蜀主孟昶极大的兴趣，便命黄筌将它们画于偏殿素壁上。黄筌经过仔细观察，充分运用其娴熟的写生技巧，画成一幅以鹤为题材的壁画。画中六鹤姿态各异，生动绝伦，竟引得活鹤争相来伴，以为同类，令观者大为叹服。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无从考证，但毕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黄筌工笔花鸟画的精彩。

　　黄筌《写生珍禽图》

　　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决定了一个画家的绘画风格。黄筌年轻时就在皇家画院供职，应诏制作。他见惯了皇家宫苑内的珍禽异兽、名花奇石，这对其富丽工巧画风的形成颇有助益。就笔墨技巧而言，黄筌花鸟画多采用先淡墨细勾、后重彩渲染的双钩填彩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痕，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这种精工逼真、妍丽细腻的艺术效果在现存国内最有名的黄筌真迹《写生珍禽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写生珍禽图》左下角有“付子居宝”小字一行，据此推测此图大约是他为儿子黄居宝学画所作的参考示范作品。尽管没有主题，也似乎没有整体布局的考虑，但该作品在布局上是十分讲究的。几只均匀散立的大鸟之间穿插着小昆虫，形成大小上的对比;伫立凝神的珍禽又有飞翔扑翅的同类相伴，形成动静上的和谐。画面平中见奇，淡中显俏，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该图最大的特点是对每一只虫鸟的刻画，无论是结构特征还是羽毛鳞甲细部，都画得那么准确自然，充分展示了画家深厚的写生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