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晋藩刻书研究

　　山西早在一千余年前的北宋就已有非常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出现，据悉现存最早的山西刻本是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 绛州宋守真刊印的《佛说北斗七星经》[ 1 ] 。到了金代，山西平阳(今临汾) 遍地书坊，有“家置书楼，人蓄文库”之称，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元代平阳仍然是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刻印了大量的四部书籍，金、元时期的“平水刻”名闻全国，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明清时期，山西刻书更是得到极大发展，明代山西的晋、代、沈三藩刻印了众多典籍，尤其晋藩因其财力雄厚，晋王多通文博雅，所刻书质量好，部头大，成就居明代诸藩之冠。本文试就现有材料，记述明代晋藩雕刻书籍的史实，论析其刻书的动因和所刊书籍之特色，考订其刊刻时间及刊刻者，以就教于方家。

　　一

　　明建国初，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朱家天下”，陆续将其24 子和一个从孙分封至全国各要地为藩王，称作“屏藩王室”，以后又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周密的皇室子孙的分封制度，以图江山永保。这些同姓藩王有所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之制，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官高位显、无所事事的大贵族。有明一代，很多藩王修学好古，酷嗜文史，有的还多才多艺，著书不辍，据统计明藩王宗室有著述可考的有93 人，共著书359 种之多。凭借藩王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积蓄了众多图籍的同时，还校勘刻行了许多书籍，这在明代诸藩中成为一种时尚。明代藩府刻书可考者，共40 余个，蜀府最先，秦藩、晋藩、周藩、鲁藩、宁藩、郑藩、徽藩、肃藩等，从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所刻之书莫不精善。这些“藩府本”既多且精，是明代版刻的珍品，也是别代所无的特有现象。

　　晋藩始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 年) ，第一位晋王是明太祖的三子朱木冈，受封为晋恭王。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 年) 就藩山西太原府。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 年) 二月薨。此后历经定王朱济火喜、宪王朱美圭、庄王朱钟铉、端王朱知烊、简王朱新土典、敬王朱慎镜、惠王朱慎钅取、穆王朱敏淳等。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560 年) 穆王庶子朱求桂请敕管理府事，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562 年) 袭封王位，是为末代晋王。崇祯末年太原城陷，朱求桂被起义军所执， 不知所终， 晋藩历十一代至此而绝。[ 2 ]

　　明成祖朱棣以燕王身份起家，得国后为防止自己的故事重演，大力削弱诸藩的行政、军事势力，但尽力满足藩王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晋藩岁禄一万石，后子孙增多，至正德年间晋府子孙多至160 余人，岁禄亦加至八十七万石[ 2 ] 。晋藩还是明代山西地区最大的大地主，拥有万顷良田。家有余财，资力雄厚，其刻书方能不惜工本费用，讲究纸墨，写缮镂精。晋藩刻书，每种书动辄上百卷，都是宏篇巨帙，如此大规模的雕椠事业，没有雄厚的资财保障，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明代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席丰履厚，因靖难之变，为免中央猜忌，无不取韬光养晦之策，以自保。于是下者则声色犬马，上者则右文刻书，形成明代雕椠事业的一大特色。据史载，晋藩诸王大多优游文史，耽于吟哦，又能心向学术，勤于校仇。晋恭王朱木冈温文尔雅，曾学文于明初大儒宋濂，又专事杜环修习书法，以恭慎闻名，尤好聚书雕刻之事。其后历代晋王克承其绪，广采博艹鬼 ，藏蓄弥富。故时人有“明代藏书，周、晋二府”(《茶余客话》) 之说。明以后公私藏书目录，如《天禄琳琅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等也多记录有晋藩藏书的流风遗绪，流传至今，尚能看到的还有曾经晋府旧藏的宋版《通典》、《西汉会要》、《文苑英华》等等。晋藩藏书、刻书还有专门的室名堂号自署，如晋庄王朱钟铉的“宝贤堂”、端王朱知烊的“志道堂”“养德书院”;简王朱新土典的“虚益堂”等(后来亦有混用，如“宝贤堂”之称在嘉靖后期仍有沿用，这也是造成后代著录晋藩刻书成书年代容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存晋府藏书多钤有“晋国奎章”、“道济书府”、“敬德堂图书印”、“敬德堂章”、“子子孙孙永宝用”、“晋府书画之印”、“清和珍玩”、“乾坤清气”等印记。丰富的藏书成为晋藩大肆校刻、翻雕前代典籍的基础，其所刻书底本大多是朝廷赐予的宋元旧椠，尤可见藏书之珍贵，刻本之价值。

　　二

　　十一代晋王中以晋庄王朱钟铉、端王朱知烊、简王朱新土典刻书最多，且多集中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故后人评价明代藩府刻书时曾言:“ ??雕凿之业，远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蜀府最先。??，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晋府最著，淹雅奕世，载美光启前业。其所署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称，循名可观其实。其所刊有《文选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初学记》诸书，浩翰卷帙，为诸藩之冠。”[3 ]

　　晋藩刻书共有十数种之多，除《宝贤堂集古法帖》为书法集粹外，大多是历代文学作品总集或选集，所以后世总结晋藩善刻文集，刻印文集为其一大特色。这些刻书版心上多有晋府“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堂号标记，在前序后跋以及每卷后亦多有这些堂府“校正重刊”的字样。晋藩刻书，还延请名士校仇，错讹较少，如《唐文粹》、《宋文鉴》、《初学记》诸书，当时就已是“远近宝之”，被清朝人视为善本。

　　明人刻书，大多喜好自行窜改，为后人诟病，而晋藩刻书因为多是以内府所赐宋、元刻本做为底本翻雕而成，无明人窜改之恶习，当时便被誉为“佳刻”，其书式多存古意，尤足发思古之幽情!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晋藩刻书往往被后世书贾撕去序跋，充作宋、元本来出售。因晋蕃府库富裕，不惜工本，所刻之书全部纸墨上乘，刷印装背，极为考究，且大都大字宽行，书品上佳，蓝绫包背装，不逊明代的内府本。

　　三

　　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最早列出了益、德等十余藩的刻书目录(但未包括晋藩) ，开研究记录明代藩府刻书之先，然其书目去完备甚远;清末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也列举了秦、周、晋等20 家藩府的刻书56 种，只是仍嫌过简。今人述及明藩刻书较详者，先有台湾昌彼得先生的“明藩刻书考”，稍后有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明代藩府本”一节。经较比可知，张著所列晋藩刻书与昌文完全相同。现据明清以来公私藏书目录及题跋校记等，对照现有各大图书馆收藏目录，详列“晋藩刻书年表”如下:

　　(梁) 萧统选、(唐)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