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匠精神”打造时代精品

无论是像《汪曾祺全集》这样经典作家的作品全集，还是如《三国戏曲集成》这样由经典名著延伸出来的戏曲集成，之所以得以编辑出版，无不因为其中蕴含了重要的文学、文学史或文献价值。

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学者孙郁看来，就是他心目当中继《鲁迅全集》之后最有分量的全集。他认为，现当代作家中，鲁迅之后，有的作家只有一部两部或者一篇两篇作品能反复读，但汪曾祺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可以反复阅读。

孙郁这么说，一方面是基于他个人的阅读观感和研究心得，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文学史的考量。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有了鲁迅的传统、胡适的传统、茅盾的传统，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但到了汪曾祺这儿发生了某种变化，他虽然承继了沈从文的脉络，但更显大气。“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给召唤出来，这些正成为我们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而且汪曾祺还打通古今，几千年汉语言文学的经验，在他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

不仅如此，在孙郁看来，汪曾祺富有魅力的文字，把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气脉衔接了下来。“他又有很高的智慧，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而且他又超越世俗，这个本领不得了。所以那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有意味的东西，他创造一种美，他用一种美的东西去克服黑暗，他使我们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这样一种品质是我们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非常稀缺的。今天看来，他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不可复制的伟大作家。”

经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邬书林一番话，我们也得以一窥整理出版与四大名著有关的戏曲集的必要性。他说，当年《红楼梦戏曲集成》出版的时候，冯其庸先生曾提醒过他，做出版工作要注意中国戏曲文化对于民风、政风、社会的影响。“冯老先生说，在科教文化不发达的时候，戏曲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中国民间风气的演变，等等方面，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表述功能。”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典戏曲与小说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用南开大学教授、《三国戏曲集成》项目推荐人宁宗一的说法，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而一部戏曲史，又是一部活的小说史。“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戏曲与文化两者经常相互作用、同步发展。戏曲中的小说因素、小说中的戏曲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独有的艺术又给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极为畅通的渠道。而且，中国戏曲与小说在创作题材上往往同出一辙。同一题材在舞台上，都以各自的艺术样式加以表演，同时又在新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对方的经验，从而提升自己门类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循环往复、世代不息，大大促进和丰富了小说、戏曲的艺术创作经验，这确实构成了我们民族艺术的一种传统。”

也因为此，《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大名著戏曲集已先后整理出版，并且在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唯独在民间影响极广、流传作品众多的《三国演义》戏曲集一直没有动静。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张蕊青发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搜集相关资料，同时积极寻找合适的主编队伍。在比较巧合的机遇，她联系了河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胡世厚。巧的是，胡世厚早在2003年于武汉召开的第十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了系统整理三国戏曲集的想法。他知道，这样一套书，必定能为文学戏曲界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生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全国许多的戏曲院团和戏曲作家提供创作、改编、移植、演出的剧本，为众多文艺形式的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素材，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及其广大群众提供一部完备的三国戏曲读本，也为继承弘扬优秀戏曲文化起到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但直到2011年，他才组织了整理团队，从最基本的资料收集和选目编排入手，初步整理出历代三国戏曲剧目，正式开启了三国戏曲集的系统整理。在此期间，他不顾八十高龄，跑遍了北京、上海、河南等地的大小图书馆，遴选出了各部戏曲作品的底本进行标点校勘、撰写解题，还为各卷配上了精美的插图。

《三国戏曲集成》8卷12册，共900多万字，收录了从元代到当代七百多年间的三国戏曲五百多种，并配以各个时代戏曲作品和演出的经典插图，可以说是目前汇集三国戏最多、最全、最完备的一部作品集。编辑这样一套戏曲集，其难度可想而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举例表示，戏曲的整理难度很高，因为它有曲牌，曲牌的表述又不一样，有时候宫调放在前面，有时候放在后面。这其中又涉及到怎样排大字，排小字，要是把大字排成小字，就是把唱词变成了说白，就出问题了。“而且曲和律是不同的内容，但它们通常是连着写的，这就需要整理者判断是曲还是牌。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不胜枚举。”

相比而言，《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似乎能简单一些。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一方面如汪曾祺儿子汪朗在日前于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所说，汪曾祺生前有个习惯，写东西随写随扔，他们家里也没能给他做比较完备的整理。“他自己说将来能进文学史的，但他对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在意。要是他生前认真一点，可能这个全集编起来能够更顺利一点。”另一方面，编纂这套《全集》之所以耗时八年，也因为如《全集》主编季红真所说，主要还是讲究各种细节所致。首先就是讲究底本，收录到本次《全集》中的作品，除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为底本外，都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为此，各卷编辑走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搜求。而校勘、校订也精确到了单个的字。季红真举例说，像在《侯银匠》中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后来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爛”，右边的“门”字给简化了；而且从上下文看，“硬”“软”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烂”比“软”更好。

此外，全集编委会严格遵守还原历史、返归原典的精神，对一些文章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季红真举例表示，汪曾祺会用笔名发表文章，尤其是用笔名发表很多诗歌。“他有时会让读者‘猜谜’，会故意起个特别生僻的、从来没用过的笔名。那就得对照他写作的年代，考察他的传记资料，再去判断这篇作品是不是他的。”她表示，整理过程中也发现有人冒充汪曾祺写文章，为考证真实性，他们都要经过多方论证。“比如，有一篇小说疑似汪先生的作品，写的是疗养院的事，但汪先生女儿汪朝说：‘我爸写的场景、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一辈子都没有住过疗养院，所以这篇文章肯定不是他的。’我一看也觉得不是，因为汪先生的语言是像水一样流淌出来的，那篇文章的模仿痕迹太重，好像水过之后留下的印痕。”

历经八年，12卷《全集》终告完成。《全集》计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多万字。其中新收小说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诗歌卷收录诗歌257首，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先前的作品集；书信卷收293封，此前版本仅有55封……从文类看，《全集》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季红真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全集，类别是最全的，佚文肯定还会有，不断的发现，因为我们找的有些佚文还有没找到的，但是这个结构搭起来了，以后有新的佚文可以继续往里面增加，出增补版的时候不需要再费力，这样对未来增补保留了空间。”

据了解，《钱穆全集》《张恨水全集》《赵树理全集》等多部现当代文学大家“全集”，也将于近期陆续问世。如有评论所言，这一批出版者以钩沉辑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精心编辑的“工匠精神”打造的时代精品，将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新添一批珍贵“善本”，并为中华文化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