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图：书写城市人精神上的深刻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王宏图在长篇新作《迷阳》创作谈中，谈到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写长篇巨著《董贝父子》时一度文思滞涩，给朋友写信抱怨风景绝佳的瑞士使他的想象力陷于瘫痪，他需要大城市伦敦昼夜不息的喧嚷作为背景，需要沉浸在那生生不息的生命激流中。王宏图还坦言，自己从小生活在上海，除了到美国、日本、德国待过几年外，生活视野并不开阔，而乡村的田园生活也对他无甚吸引力。他似乎是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一以贯之的城市书写申辩。

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书写被屡屡谈起，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占绝对优势的，依然是乡土文学。虽然如作家金宇澄在一些文章中断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文学将完全转向城市书写，作家们会把城市作为文学的故乡，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或是如同济大学教授张生在近期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王宏图长篇新作《迷阳》研讨会”上所说，眼下不少年轻的写作者出生成长在城市，对城市经验很熟悉，他们理当更关注捕捉当下城市人的笑点或泪点。但实际的情况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写作者的城市书写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作为身处当代文学现场的学者作家，王宏图自然能敏锐感受到当下城市书写中这种进退两难、难以言说的尴尬处境。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评论家陈思和的观察，相较于农村给我们的是完整的东西，可以从祖先写到第二代、第三代，人物的发展也是完整的，城市里就慢慢没了这种完整性，变得碎片化。作家们显然还没能抓住城市的精神本质，眼下一些打着城市叙事旗号的作品，更多还是在历史尘埃中打转，看不到鲜活真切的现代城市生活，很难感染当下读者。“以我看，作家们写石库门、四合院，或是工厂、工业改革，严格来说都和城市有关，但他们的致命问题在于写得不像。为什么不像？我觉得作家们还是在以一个农村的方式来写城市。”

虽然如此，中国作家并没有放弃书写城市的努力。在陈思和的印象中，有不少作家用意识流等很多叙事手法去写城市，只是没有预期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刚刚崛起，我们有一个时期阅读、谈论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小说读上去才有一种城市的味道。但大家也都明白，贝娄的城市书写的背后，对应着美国极其发达的城市。而放在中国的背景里，对于到底什么才是城市，大家也说不清楚。”陈思和表示，一晃近40年过去了，资本高度发展后，连城市弄堂里走出的普通大叔大妈也可以经常出国旅游，这就使得人们对物质上的追求变得不那么重要，而转向探求精神上的满足和提升。而作家能否写出这种城市人精神上的深刻性，在他看来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无论如何，王宏图一直都在试图写出“城市人精神上的深刻性”。他的几部长篇，无论是早期的《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别了，日耳曼尼亚》，还是这部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迷阳》，都对准了城市人的精神困境与欲望追逐。他关注的是，在比肩接踵穿戴着透明玻璃幕墙的摩天楼、艳丽的LED广告牌、四通八达的快速干道、街道上流溢的光鲜之下，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欲念与渴求？它们日积月累，昼夜积聚，又汇成了怎样一脉脉的汹涌暗流？

小说里，主人公季希翔与妻子性格不合，长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和几个女子的交往也面临不同结局。这样的情节设置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不少城市人的精神困境，也凸显出主人公对爱的渴求和“爱的无能”。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剑龙的理解，从中不难看出王宏图对现代城市的反省意识，当车水马龙的大城市愈发成为欲望助燃器，人性何去何从？“王宏图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个共性，他们在家庭中都受到强势父母的隐性控制，缺少行动力。这在季希翔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带有哈姆雷特的性格，时常彷徨，处境两难。”

而这样的人物，也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王鸿生理解中的“率性的、意识流化的贾宝玉”或“婴儿化的男人”。“季希翔的主要特点，就是饥渴感、匮乏感，永远无法满足，同时有种幻灭感。”在王鸿生看来，这部小说对季希翔父子二人内心自恋有着清醒的审视，接近“艺术化吐槽”，这种颓废美学，实际上表明了父子俩陷入了同一困境：他们对自己着迷的事物和女性谈不上有真正的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状态更多在消耗，在漩涡中打转。那么，生命的欲望和动力究竟要流向哪儿？这正是作品要留给我们的一个命题。”

事实上，王宏图在正常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在小说中插入季希翔的日记和手记，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王鸿生注意到，王宏图喜欢中长句式，有时候稍长，短句非常少。虽然这些句子的修辞任性、华美，甚至是狰狞，但内质并不是抒情的，反而是批判性甚至是控诉式的，在激越表层之下有对世道人心的剖析。“这是王宏图在摸索城市知识分子书写上结出的果实。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很长时间，有些主题像音乐旋律一样反复回旋，但他在回旋的过程中一次次深入，让自己在语言、叙事上不断释放和打开了一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