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六十述学：二十年为界，提交一份自我反省的作业

继《四十自述》之后，学者龚鹏程在人生走过60年之际又为读者带来了他的新作《龚鹏程述学》。按照他的计划，80岁作《阅世》，“若能苟全性命于乱世，100岁时再来写《寄言》”。由此可见这部《述学》在他生命中的地位。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市，祖籍江西吉安，曾任报社主笔、书局总编，是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著作150余种，主编图书数百种。

3月9日下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中心合作举办的“治学与问道——《龚鹏程述学》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活动现场

《龚鹏程述学》

以“六艺”为框架书写“为己之学”

尽管著作等身，对弘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但以20年为界对自己人生一个阶段提交一份“自我反省的作业”，对于龚鹏程仍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不同于一般的自传，《龚鹏程述学》以传统儒家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叙述框架综摄学术。这本书可以说是龚鹏程立足于当代社会对孔门六艺的一次重新探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活化”——“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活化”。

以“六艺”统摄学术，是现代思想家马一浮的主张，有人赞亦有人疑，龚鹏程以这一传统框架“述学”，一方面表达对马一浮的赞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学问“根本于经学”，后来的发展“又与现代后现代诸思潮相激荡相参会，走向正与整个民族文化相似”。

从《自述》到《述学》，20多年来反复讲述自己，龚鹏程在研讨会上回应，自己并非是“自恋狂”，而是因为中国学问本来强调“为己之学”，“我读书做学问干什么？就是希望改善自己，能不能改善别人，改善世界另说。”其次，中国哲学中，做学问的方法最特别的就是“自省”、“自反”，“通过自述的方式，能够对自己走过的路重新做一些探索和思考”，从这个角度，《述学》“可称是”自我反省的一个作业“。

“述学”不只关乎学问，更关乎治学者的存在和生命，这是龚鹏程一直强调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治学方式，也是他一直在坚持的。因此他说：“我述学，谈学问，跟别人不一样，谈的是生命史。”

从“为己之学“出发，把学术和生活糅合在一起，是龚鹏程的自我期待，他推动文化工作，推动书院设立，自承亦是希望做“生活儒学”，让文化和生活所有层面可以结合起来，让“我们的所思所行，生活和学术能够在一起”。

《述学》打破现代学术规范

以“六艺”为框架摄一切学术，并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龚鹏程相识34年之久的原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松年认为，这种随心和广泛，建立在龚鹏程非常渊博学问基础之上，与他祖籍江西的学术底蕴、道家思想的启发、他的武术底子等都有深刻的关系，龚鹏程治学，重点不在“我”，而在“所思所感”，在其多方面探索。

“中国的学问有‘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之说，我认为很少有学人能够真正站在‘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全部打通基础上来了解中国学问究竟是什么。”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看来，龚鹏程是那个“全部打通”的人，“读龚鹏程先生书，确实能够体会到他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治学之路、治学之道，要比一般人给我们透露的信息，效果强烈得多。

龚鹏程先生说“治学与问道”，贺圣遂觉得这个“道” 并不是简单的儒家之道，而是可以涵盖中国古代很多关于“道”的解释，“《述学》这本书是用儒家六艺贯彻自己一生的问学、治学、做学问，是这样一个道。但实际上龚鹏程先生的学问不局限于儒家之说，是建构在中国文化深厚、广阔的基础上。他的治学是希望中国学问、中国传统学问在当今如何在现代背景下继续得到弘扬发展。”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林安梧与龚鹏程相交43年，“龚鹏程涉及的不只是文学，他其实是博学于文。”在他看来，龚鹏程的学问虽然是以文学为体，更高的向往却是以“道”为志向，是“以性情为本、才气为用”的，而这一点是不可学的。

林安梧认为，龚鹏程是用生命的感应和才气的灵活把诸多看似未必相关的东西关联起来，形成他的学术体系，但因为涉及面非常广，以现代学术号称严格的标准来讲，可能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现代做学问方式，使得我们失去博学而通事的可能”，中国传统的人文学问并不该被框在其中，要挽救我们的人文学问，必须要能够有真正的“通事”。龚鹏程以六艺讲学术，谈“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生命史，是做传统人文学问方式的重要尝试。

深圳大学教授徐晋如是龚鹏程的弟子，他认为龚鹏程以六经为体系的叙述方式有理可依，“ 中国传统学问中，文史哲是首先由‘文’而打通的，云起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六经皆文’，文学是君子修身立德之学，所以文学是君子养成之道，六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是文，应该由中文系去沟通文史哲。”

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由龚鹏程的学术成就谈到传统文化的当代使命。骆玉明指出，当代学人正面临一个复杂立场问题：儒学是否还能担当起历史上有过的地位和功能，继续做中国人精神指南？骆玉明认为，没有经过批判的传统，不足以在现代帮助我们，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精神之源完全建立在西方思想系统基础之上，要把我们的文化本源寄托在自身传统上，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经历过的巨大历史变化及其历史价值，因此，“儒学要重新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资源，需要做大事、出大师。”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弛认为，《述学》用“六艺”的体系来写，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体系，事实上在当今学术体系下，“六艺”的系统很难清楚划分学术，不少内容都是交错的，《述学》中也体现了这一问题，这一点值得玩味又颇有张力。如今，中国学术受西方影响巨大，一般守规矩的学者可能文学就在文学的框架中做，历史就在历史的框架中做，龚鹏程打破了框架，有自己的想法，努力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在当下学术语境下造成了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儒”之外还有“侠”

原台湾大学教授陈晓林对龚鹏程印象最深的则是他的侠气。龚鹏程是中华武侠文学会理事长。陈晓林透露，筹办中华武侠文学会，起源于一次朋友聚会，大家谈及大陆有个“中国武侠文学会”，认为台湾地区也该有一个武侠文学会，大家推龚鹏程当会长，就把中华武侠文学会筹办起来。后来陈晓林才知道，龚鹏程前几年在大陆，把少林、武当、峨眉、青城、崆峒等，凡是有武术源流的地方都去采访了个遍，跟那些地方掌门和负责人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

陈晓林认为，在学术上，龚鹏程也有“侠气”，就是打破学术规范的勇气，“到现在，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其实各自建立了很多的门户、门墙、很多的典范，但是其实存在很多典范没有办法圆满地解决的学术现象或者是发展。”而龚鹏程提出了很多颠覆典范的想法，这些想法也许最后的结论未必正确，却是“绝对可以冲击到、刺激到典范里面的人，去反思一下典范是不是已经到了需要重新修整或者是需要重新考量的地步” 。

从这个角度考量，程晓林认为龚鹏程的主要观点是想要把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活化，让它能够重新发生作用。在学术界尚未意识到需要更新、转换其典范的情况下，龚鹏程现在最大的成就反而是和民间的书院、图书馆、社会宗教团体合作，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结合，“所以关于他的讨论，限于学术规范、限于学术规格、限于学界里面的，我认为只是一部分，学术界之外还有更广的大生活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