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让运河从幕后走向台前

徐则臣简介：1978年出生,《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CCTV“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2014年一天下午，徐则臣与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北京当代商城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闲聊，彼时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刚刚创作完成不久，销量还不错，在大家的闲谈中，一个新的写作计划呼之欲出，他打算写一部关于运河的书。

2018年，这部名为《北上》的长篇小说终于完成了。距他的成名作《跑步穿过中关村》发表已经过去了12年，这部新作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体例结构，都与之前的创作有了很大不同。

“京杭大运河有我们民族的秘史”

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作家在少年时代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后花园”，在这个“园子”里，他们恣意玩耍，获得了对这个世界诸多事物的最初体认，在以后的作品中，这个神秘而原初的意义空间如幽灵般若隐若现，总在不知不觉间折射进作品中，譬如鲁迅的百草园，沈从文的沱江，萧红的呼兰河……

徐则臣也不例外。在过去的21年里，贯穿徐则臣创作生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就是运河。在水边生活的经历，对水的深厚情感，让这个若隐若现的隐秘背景慢慢浮现出来。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一次，京杭大运河成了他作品的主角。

“我小时候，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水就是我们的乐园，你可以去游泳、摸鱼、捉虾、挖藕、摘荷花，就是玩泥巴，你也得在水边。后来，我11岁到镇上读初一，学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运河——石安运河。苏北的冬天很冷，自来水管都冻住了，没水刷牙洗脸。而运河水流急，温度高，水上冒着蒸汽，我们一伙人就端着脸盆往校门口跑，你会看到一溜人蹲在那儿刷牙洗脸，真的很壮观。”因此徐则臣的很多早期作品已经把河作为一个写作对象，譬如他的“花街”系列小说。

在江苏淮安，有一条不长的街道——花街，道旁的建筑古色古香，法国梧桐茂盛粗壮。他写了花街，写了石码头……慢慢地，他发现老写一个地方总会重复，所以沿着运河越写越远。他开始搜集关于运河的知识，沿着运河走了很多地方，这条河在徐则臣的文学想象里变得越来越长。水对于他的意义也从一个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背景变成了一个审美对象。“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不写作会忽略它。而一旦你把它视作一个审美对象，就会发现一条河可以带起你整个的生活。生活好像以一条河为中心，抓住了这条河就抓住了其他细枝末节的东西，或者说是纲举目张。”

写的多了，他发现运河变得越来越立体，对运河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大的疑问——京杭大运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徐则臣觉得“这条河一下子在我面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我觉得它和长江黄河一样，里面有我们民族的秘史。我希望能在小说中表现运河的历史和现在，表现日常生活以及历史、审美、文化意义上的运河，把它作为一个主角推到台前。”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开始就卡壳了。

以运河为中心和写作对象固然体现了作家的雄心壮志和非凡抱负，可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让全长1797公里，贯穿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在纸上流淌起来，靠什么来结构作品？毕竟运河自己不会开口说话。

人物，只有人物！

“要把运河写活，就要把人写活。从2014年开始着手写作《北上》，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探索作品的结构，在纸上写作品大纲，列一个个条目，一遍遍推翻重来。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了，我从《北上》中抽身出来写了《王城如海》。最后形成了这部小说谢、邵、周、孙、马为主的五大家族加上小波罗、马福德两个外国人的人物格局。”

暂且不论作品结构的好坏，但作家对长篇小说结构有意识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批评家徐刚认为，《北上》形式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具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整体性”。

在历史与现实中徘徊

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但是仅仅局限于作家自身经历的有限经验，创作难免会出现同质化、模式化的问题，写多少书都像在写同一本。与老一代作家的丰富经历相比，青年作家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更容易遇到这样的难题，于是，将目光从自己的小天地里抽身出来，投向更深广的历史中，成为一些年轻作家不断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艺术的能力，呈现出跟自己的经验、经历相对比较远的生活和历史，有能力把一些二手三手的资料变成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作家十八般武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原当下生活现场的同时，能不能有能力还原历史的现场？”

徐则臣正在尝试这样的努力。

“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都感觉写身边的事容易，题材变迁有一定的难度，不是一咬牙一跺脚，说变就变的。需要观念、想法一点点地转移，直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认为这需要三种能力，首先是我们要有能力把目光从眼前移开，转到历史和一些重大的现实命题上，其次对我们移到那边的历史或现实，要有观察思考、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还需要我们以一种小说的方式把观察、疑问、答案有效地呈现出来。”

为此，徐则臣花了四五年，不停地看书，不停在走，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重要的地方他走了不止一遍，看了大概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专业书籍。

“我把文字资料和我田野调查获得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先变成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写出来。我希望读者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感觉不到它背后的六七十本书。”

他到苏州考察了金砖博物馆，了解到故宫太和殿地面上铺的“金砖”的烧制过程，于是有了小说中充满运河情结的周海阔。在汝瓷的发祥地汝州，他向一位老匠人了解这门火与泥的艺术，天青色的瓷器究竟是如何烧制出来的？在开窑时瓷器开片悦耳的声音中，徐则臣决定把汝瓷放到小说里，于是有了在运河中打捞瓷器碎片的情节。

这些实地探访让小说的历史感更加丰盈，细节真实是他口中“实证主义”小说所必需的。“小说的开头我就写了一个星期，小波罗进无锡城的那一段，我拐弯抹角找到一位老先生才知道当年无锡的‘吊桥’是怎么回事。后来写到光绪帝废漕运那段，我专门问了一位清史研究的专家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颁布的诏书。”徐则臣说。这些读者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反而是他花大力气才搞清楚的。

然而，具体的历史细节之外，把碎片化的细节如何整合在一起似乎难度更大。徐则臣采取的方式是“盲人摸象”。

他说：“没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你摸到两个扇子，他摸到一堵墙，另一个人摸到四根柱子，还有摸到一条绳索的，当你让这几个人开口说话的时候，大象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找了各类与运河有关的人，让他们围绕着这个中心，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不希望最后关于运河只有一种声音，不同人的眼中有不一样的运河，不同的运河放在一块才有可能是一个接近真相的运河，一个真实的运河。”

小说写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民间教案、漕帮活动等历史事件，事件跨度一百余年，人物更是五花八门，一个个完整的情节单元通过拼贴组合形成了一种碎片化的完整性，在时间片段的组合中，运河这一小说的主角逐渐清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在徐则臣这里还体现为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观。他希望在充斥着战争与反抗的历史书写之外，用作品展现那个年代可能存在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

在当时，照相机勾魂摄魄的传说广为流传，很多中国人不敢照相。徐则臣设计了一个小波罗为中国人照相的情节，先是差爷勒令一个犯人照，试了之后大家发现他毫发无损，于是有了运河边一干人等的合影。接触与沟通孕育了和解与理解的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如果我总写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对立，那我的历史意识是有问题的。”徐则臣说。

而在这种接触与交流背后，是从《午夜之门》《夜火车》《耶路撒冷》等作品到《北上》一以贯之的比较视野，在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晚清中国，徐则臣尝试对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行反思。

“我想看一看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一个异质性的目光和视野里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引入了小波罗和马福德这两个人物，看看他们眼中，1900和1901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比如他们觉得中国人的餐具筷子比西方的刀叉更文明，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希望给读者一个重新看待、反思中国文化的视野。” 徐则臣说。

与徐则臣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石一枫说：“我们很少真正触及中国的历史问题，我们这代作家仿佛总是愿意从身边拾取写作资源，比如写生活变化，比如写城市生活、县城生活、小镇生活。徐则臣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他走在我们同龄作家的前面，正在浩浩荡荡地正面强攻历史题材。”

然而在历史之外，对当下现实的关照则是徐则臣写作的目的。邵秉义与邵星池、孙立心与孙宴临、谢望和等人物折射出农村经济、艺术生产、考古发掘等诸多现实生活的侧面，百年前先祖同舟共济、沿河北上的经历在后代身上有着家族历史宿命般的遗存，这些人物又在冥冥之中围绕运河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正如批评家江飞所说：“百年前，我们的先祖不分中外、不分民族地在同一条船上迎接历史的风浪，组成了一个情感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百年后，我们不还是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应对历史挑战的‘命运共同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