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曾国藩传》：农村青年的奋斗史

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被誉为是具备“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德的圣人，也被称为是挽救晚清的第一功臣。这样一个几乎被“神化”的人其实起点并不高，曾国藩智商平常，考秀才就考了七次，身体禀赋也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他的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但最终是通过各种事件的磨砺和持续奋斗抵达“三不朽”的境界。

曾国藩跌宕的一生伴随着晚清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他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光是命名为《曾国藩传》的书籍就有很多种，如朱东安、萧一山、唐浩明都曾写过曾国传记。

最近，磨铁出版了张宏杰写作的《曾国藩传》。张宏杰的博士论文与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张宏杰还出版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张宏杰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了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的《曾国藩传》。

分享会现场

《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细节：一生遭遇过五次重大挫折；二次出山前蛰伏在家为什么让其性格大变；与左宗棠、沈葆桢等晚清名人一生恩怨纠葛；一心为国却成为“卖国贼”等。

张宏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本《曾国藩传》跟市面上已有的不一样。“朱东安老师的《曾国藩传》虽然写得很扎实，但是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的痕迹太明显，剩下的好多《曾国藩传》都是从成功学的角度去解读的，也有很多把大量野史放在里头，比如引用巨蟒转世等典故，这本《曾国藩传》，我重在写别人着墨较少的地方。比如天津教案，我认为是他一生的光明点而不是污点。”

值《曾国藩传》出版，张宏杰也在3月17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及记者访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了曾国藩。

张宏杰谈到，如果给曾国藩的出身定义的话，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出身不好，身体也不好。“曾国藩从30多岁开始，长期的耳鸣，40多岁时开始常年失眠，每天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睡四个小时就非常好了。他30多岁开始得了严重的皮肤病，有传说说他是巨蟒转世，其实是因为他每天不停给自己挠痒痒，一挠就往下掉皮屑，皮肤病是非常痛苦的。”

在奋斗中，曾国藩很注重处理人际关系。“首先曾国藩在性格上进行了很大的自我修正，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其实是洋洋自得，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跟人家吵架的状态，但是他每天写日记反省头一天有什么事做得不对，这样慢慢心态就越来越平和。其次他愿意为社交去付出，在北京期间，他每天起码有半天的时间拿出来社交，他每天都至少要和十个八个朋友往来。”

曾国藩在带领湘军之后性格更加妥协和容忍。比如他和沈葆桢的关系，沈葆桢是下级，但是基本上他都是在包容沈葆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李鸿章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寸步不让，曾国藩晚年把接班人的位置给了李鸿章。在处理“天津教案”之后，在湘军裁军之后，分别把军权和外交权转移给了李鸿章。

此外，曾国藩做事心眼比较实，不懂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总是表里如一。他练湘军，本来这不是他的职责，皇帝让他办团练，办一支民兵，他说办民兵不管事，一千多人对扭转国家的局势不起作用，我要练，就练一支真正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招募了两万人，花了几年的时间，练成了一支湘军。曾国藩做事的特点，就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

而他的学生李鸿章就不同。他喜欢从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做。比如要创立一支海军，皇帝、太后也愿意花这个钱，他就花钱购买最先进的军舰，打造了当时亚洲第一强的海军。要真的把一支海军练成，还要抓管理、抓训练，特别是抓武器的更新换代。北洋海军建成之后十年，是整个世界军事史上，海军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李鸿章接下来就放松了，因为他做的主要就是门面工程，给别人看的。接下来的海军经费，干脆拿去给太后修颐和园，海军的管理也乱七八糟。所以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知道，如果是真打一仗，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

曾国藩还有一个社交特色是不越界，他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尺度，他不会和谁如胶似漆，天天一起吃饭喝酒，这样的话那个人一倒他也跟着倒了。他的一生很谨慎，做事懂得规避风险。他跟肃顺、穆彰阿的交往也是他风险意识的一个体现，这两个人都倒了，但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交往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的交往。

张宏杰对咸丰的评价是很低的。曾国藩认为咸丰有种妇人之识，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他只注小处，不注重大处。书中也有写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与英法两国争执的都是一些礼仪上的事情，比如你不要在我这里派外交使节，比如见面要磕头，不磕头不见。

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到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四国使臣驻扎在北京。签完了人家退兵后他又后悔了，接受不了他们到北京来不磕头，他就让大臣把这个推翻。他是好面子、注小节的人，他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思维，他和曾国藩的冲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面。曾国藩一直主张在对外交往中注重大处，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关于面子的小事，咱们能不计较就不计较，实际上就是针对咸丰提出的理念。

慈禧从政治从能力上说比咸丰高很多，但是她和咸丰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她的知识结构比较差。她好在不会太受君臣、华夷之防的束缚，她一上台就知道必须要重用曾国藩，依靠曾国藩。曾国藩在私下里跟赵烈文是无话不谈，很多话他在日记里绝对不会写，对恭亲王的印象啊，对慈禧的印象啊，他都不会写，幸好这些他都给赵烈文谈了，赵烈文也写日记，都记下来了，不然大家永远不知道。

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能力有一种叫做逆商，就是说我们除了情商和智商之外，还有一个逆商——逆境商数，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逆境。

像曾国藩这样天资比较平庸的人，从小经历了无数的挫折，所以他的逆商很高，他能够做到越挫越勇。特别是多次考秀才失败，但是他锲而不舍，洪秀全和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洪秀全也是多次考秀才，但是考了三次之后，就精神崩溃了。

曾国藩刚到北京做官的时候，确实也有挫折感。因为他作为一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家境又那么贫寒，来到北京，见到那么多世家大族的子弟，那么多有学识的人，那么多名儒。所以跟人家一比，他确实是有一种自卑感，但是正是这种自卑感促使他立下了要学做圣人的志向。也是立志要对自己进行一次巨大的超越，这是他离家学做圣人之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就是咸丰七年被解除兵权，也正是因为这次挫折，他的为人处世、他的胸襟、他的性格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就从“申韩之术”转换为“黄老之学”，懂得“水利万物而不争”，胸襟更广，层次更高了。所以说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如果没有这次挫折，他也不会像后来那样顺利地平定太平天国，做官也做到比较高的段位。

后来的剿捻失败，包括“天津教案”处理的结果，对他确实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这两个挫折在他人生当中发生的都相对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的精力、体力都已经比较衰退了。所以这两个挫折，对他来讲负面作用比较大。特别是“天津教案”的精神打击，是造成他在六十岁出头就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