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下架书

图书报刊下架与剔旧是公共图书馆的两项基础性工作。图书馆每年将一些毁坏的、过时的、利用率低的图书报刊下架，以便更新。下架图书经再次甄选后，有的留在馆内二线书库供部分读者阅览，有的则被剔旧。剔旧是将陈旧过时、利用率不高、多种副本的书刊从馆藏及图书馆借阅系统中剔除、注销，以调拨、交换、折价、报废等方式处理。

2018年12月，上海浦东图书馆全体馆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辞旧迎新仪式——历经20多天奋战，全馆十几万册旧书集中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等待读者借阅的新书。这些下架书经过筛选，大部分将流转至浦东新区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中的700多个延伸服务点，继续发挥余热。

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位于地下一层的第二外借部一度是京城文化人的借阅宝库，这里有许多二三十年前出版且未曾再版的旧书。当很多公共图书馆通过增加新书吸引读者时，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同时保留着“旧书，只要还没翻烂、还能看，都尽量不下架，满足读者多层次的需求”的理念。而如今，随着下架书数量的不断增多，受场地限制，该馆的这一做法似乎也难以为继。

随着近年来新书出版规模的扩大，同时一些公共图书馆受到设施面积的局限，图书馆书刊下架与剔旧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一方面，大量下架书受空间限制无处安放；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一些还有价值的老旧图书下架后该如何更好地利用、流转，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文化发展衍生出下架书问题

“大家处境差不多。”听闻记者要采访关于下架书的话题，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说。陈坚已在首图工作了30多年，他以首图为例向记者梳理了图书馆在不同时期下架书的衍生历程。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各项建设步入正轨，很多公共图书馆重新开放，当时忙于经济建设、发展民生，国家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并不大，很多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捉襟见肘，图书馆的书架尚塞不满，何谈下架。到上世纪90年代，图书馆陆续出现一些破损比较严重或副本量大的图书，彼时相关部门对这部分资产尚无明确规定，图书馆便拥有自主处理权。“摆到馆门口，读者喜欢的可以低价买走；或者捐给兄弟图书馆；部分价值较高的图书，图书馆就自己保存着。”

2001年，首图新馆一期开馆，阅读空间和库存空间大大增加，但随着购书经费不断增长、新增出版物越来越多、读者对阅读空间提出更高要求，下架书无处安放的问题显现出来。

“公共图书馆服务读者的意识增强，读者开始跟书‘抢地盘’。”陈坚说，“近些年，首图每年购书经费在4000万元以上，年新增图书30万册至35万册，这意味着每年大约有相同数量的旧书下架。”为了存放这些下架书，首图在北京租用了两个上千平方米的库房。“下架书不断增多，图书馆不能无限制扩张库房，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陈坚指出。

不仅是在省市级图书馆，这一问题同样出现在区县甚至街道一级图书馆中。“浦东图书馆建设初期规划馆藏量是220万册，现在已经有440万册，书库已经撑不住了。”上海浦东图书馆馆长曹忠表示，“不下架和剔旧，新书上不去，无法满足读者需求。我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大型书库。”

下架一本好书就心疼一次

走进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第二外借部，书架挤挤挨挨，甚至还有部分书架“挂”在墙上。“这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办法，能多放一本是一本。”第二外借部主任时代斌介绍，现在图书下架已成为常态，下架一本好书就心疼一次，有些书还五六成新就进库房了。此前几年，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下架书会以密集排列的方式存放在书架上，而这一两年来，因空间不足，很多下架书都打捆后码放在地上。

据悉，仅2018年，湖南图书馆剔旧就达2.7万册，十多年来，除了再利用的书，图书馆租用的储备书库里已经存放了近30万册剔旧书，不知该如何处理。

“1995年后互联网才开始在中国普及，此后出版的书很多已实现数字化，但对1990年以前出版的书，限于人力、财力等原因，许多还没有做到数字化留存。这种情况下，旧书下架尤其是剔旧应非常谨慎。”作家萨苏强调。多年来从事抗战史料研究和写作的萨苏对相关档案和书籍格外重视，他有过不少从老旧书堆中“捡漏”的经历。在他看来，随着科技发展，电子阅读已成为年轻人接收知识信息的重要方式，纸质书的购买、存藏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献存藏单位，更应谨慎对待下架、剔旧书籍，防止一些有价值的书籍流失。

呼吁相关制度尽快出台

为了让下架书更好地发挥作用，图书馆想了很多办法。有些图书馆将部分尚有价值的下架书流转到基层的区县、街道图书馆，或分散到各延伸服务点，有些图书馆是与其他图书馆进行交换。如上海浦东图书馆，为了追踪下架文献去向，建立了各延伸服务点管理员盘点制、固定资产清查制、台账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提高图书利用率。

“下架书在本地流转遇到的障碍较少，但如果流转到其他地方，追踪、清查就会比较费时费力，目前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曹忠说，“如果一些大馆的下架书能流转到藏书不足的图书馆，将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流通机制需要打通，区域性储备书库的建设也是业界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即在同一地区建设大型书库用于图书存储和周转，并建立数据库，有需要的读者可到数据库中搜索并预约，再到最近的图书馆借阅。

其实，早在2017年12月原文化部召开的2017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在解读公共图书馆法的内容和意义时，主管部门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会上提及要“加快研究出台与法律相衔接的配套政策，确保公共图书馆文献处置制度如期出台”。

“图书下架、剔旧是必要的，关键是怎么处理，不让这些书在书库里蒙尘。希望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能在经过调研之后，在政策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意见。作为图书馆人，希望每一本书都能发挥其最大价值。”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雷树德说。

【链接】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下架书的问题不仅中国存在，国外亦同。因体制不同，不少国家和地区摸索出了一些处理方法。

在德国和美国，图书馆对老旧图书拥有自行处置权，如直接卖给读者、转卖给二手书店或赠送相关机构。对含金量高的书籍，二手书店经过估价，会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再次卖出。有的图书馆别出心裁，在醒目位置列出专架，标明“此书已10年无人借阅”，反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故人气大涨。

在日本某些地区，图书馆会慷慨地把书摆放在露天广场，供读者自行挑选，几轮淘汰之后剩下的则回炉化成纸浆。

澳大利亚人则信奉“轻易得到的东西，也将轻易失去；免费得到的东西，也不会被珍惜”。所以，要想从澳大利亚的图书馆获得一本旧书，就需要舍得掏腰包。与很多国家不同，这里的旧书不是按照价值高低付费，而是书的厚薄，书摞起来有多少英尺就要付相应的钱，着实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