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创作研讨会”复旦大学举行

在约定俗成的印象中，西北的经济不那么发达，西北的文学却深厚、粗粝、单纯。当宁夏作家郭文斌用《农历》这部文体界限并不十分明晰的作品，将民俗文化、民间生活与岁时节令的推移、日常生活的细节、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融为一炉时，或许会产生一种感悟：本该如此。4月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的“郭文斌创作研讨会”上，地域文化、文体意识、“安详”哲学，成为与会评论家们剖析郭文斌的几个关键词。

如果将郭文斌的写作与文学史进行勾连，评论家陈思和最先想起的人物是废名。“五四时期，大家对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衰败，民众的愚蠢，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废名的小说里更多的是对我们一般看不见的，特别是在儿童当中的‘暖气’。郭文斌的小说里，我感到他是在呼应这种思路，借由小孩子童真无邪、但却带着点大人思维的话，来讨论中国底层文化存在的一些异域和力量。”于五四主流批评话语而言，废名是难以概括的人物，郭文斌或许也正是如此。这大约也是评论家郜元宝说郭文斌的写作提出了一个挑战的缘由：“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不是经过一百年文学史的发展和文学教育后，沉重、苦难成为了一个心理定式？”

事实上，正如评论家杨扬所说，郭文斌的文学之路，其实与许多作家都有着相近的精神成长轨迹。作家的小说创作是多元的，他们凭着自己对于生命的执着从事文学创作，怎么可能统一在一起？“只不过我们的批评话语体系，浮在作家创作之外的种种概念，处在某种统一状态。就作家的生命状态来说，它依然处在多元。郭文斌的创作，可以作为把握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为这个过程提供了想象跟发挥的空间。”

那么，郭文斌的写作提供了怎样的空间？偏安西北，如果从郭文斌的写作文本和写作姿态来看，他应当是一个安静的作家。评论家张学昕定义这种安静，“能安静就能干净。偏远地区的作家内心总有一种苍凉，这种苍凉在写作中不自觉地就渗透在里面，郭文斌在与这种苍凉搏斗，他把自己扔到古典的、传统文化中去，扔到天人合一的自然中去，慢慢变成一种感觉结构，影响了他的文本，他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元素和样式，他经常用自己的一些思想思辨。”

评论家李国平认为，郭文斌是第二代西部作家的一个代表。何为第二代西部作家？“这一代作家，意识到不能以西部风光、贫困、荒凉、独特的人文地理作为标识。必须要有人文向度的追求，这是这代西部作家共同意识到的一个命题。”郭文斌的作品里，是在表达某种生存方式对生命的理解，对时间、死亡、世界的理解，实际上他在强调某种人文地理环境对他心性的养成，这的确是在人文地理之上的哲学。“郭文斌为人显然是低调的，文如其人，他的作品内敛简洁，有某种质朴。”李国平表示。

或许正是有太多想要表达的内容，小说似乎已经难以包容，于是郭文斌的作品冲破故事、冲破人物，在杂糅叙事、抒情、议论的写法中，形成难以界定的某种文体。以《农历》为例，评论家朱寿桐认为，郭文斌是有意识地做一种小说文体糅性化的处理。“五四时期，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里，否定文学‘型类的混杂’，强调典型文体，郭文斌的写作恰恰是一种自觉地‘混杂’，因为他需要将小说、散文、诗、对话文体杂合在一起，将民间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糅合在叙事当中，这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文体建构。”

郭文斌作品文本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安详”哲学。李国平描述这个概念的实质：“具有某种立体性的独立形态，其中有着许多组矛盾，比如说慢和快、动和静（人生方面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城市和乡村、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人文地理和文明向度的），自足的安详和放任的欲望（人生层面的）。”本质上，这个命题的核心是在处理现代化进程、社会存在、人性、生命的种种问题。

郜元宝提出，郭文斌写作对文学史的挑战的另一重含义也正在于此，“在苦难的文学心理定式面前，郭文斌的安详文学对我们的阅读是一种挑战。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被规训好了，郭文斌对于生活的一些感念，或许是溢出我们的感受之外的”。但他指出：“文学里面，有安详，但是一定也有不安详。让这两个东西同处一室，那可能是更加饱满的文学。”

评论家宋炳辉认为，郭文斌的安详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图层。“郭文斌在思考和写作中间，精神上有一种紧张的状态，如果把自我精神世界的紧张呈现为文本，把内心的纠结形式化，文学包容的世界会更大。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到一些片段，但被覆盖了。我们需要纯粹的东西，也需要混杂的、充满张力的、有紧张感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就是拼接或者内部分裂的状态。

在评论家王宏图看来，郭文斌以“安详”哲学来处理作品时，带来了一种不满足。“这似乎是回到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安详喜乐就是最高的追求？文本又如何展开？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不确定性，安详却是一个确定的结果。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经过一番动态的、跟外部世界交融激荡达到的喜悦安详，跟静态的、单一的、封闭的轨迹中达到的安详，还是大不一样。”

尽管评论家们对于“安详”哲学存疑，但无可否认，郭文斌是真正践行自己这一命题的作者。如评论家汪政所言，“郭文斌是相信自己所写文字的写作者。表面上看，没什么道理，但其实有些作家自己写的都不相信。郭文斌通过诗歌、小说、散文，最后走向传统经典解读，走到当下的文化现场，乃至于走到社会公益的现场。他之所以能从文字走到文字以外，从文学走到文化，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东西，而且把自己所写的变成行动。”

于郭文斌而言，“安详”哲学从文学到文学之外，是他所作的一场文学实验。六七年间，他做志愿者，走到中国文学的最低层，跟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打交道。在将近一百个案例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阅读，对每个人具有重要的心理暗示。“价值多元的社会，我们可能需要在文化上给人们做一个心理暗示。”这或许是对评论家对于他“安详说”质疑的某种回答。

但也如陈思和所言：“歌德说过，理论都是灰色的。探索再多的东西，最终能够立住的，还是作品。”而在多年的文学实验后，身处多元的生活中，郭文斌对社会的认识也确实有了不同：“再来写一篇长篇应该跟《农历》的感觉就不一样，价值观和逻辑处理上会有不同。”

张新颖、栾梅健、杨剑龙、刘艳、王光东、姚晓雷、刘志荣、金理、黄平、陈国和等参与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