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韩少功：一代人的思想历程

4月26日，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的第四场主题论坛“当代中国与韩少功”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论坛由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复生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主持。韩少功、王安忆、孙甘露等作家与王晓明、蔡翔、王鸿生等学者就韩少功的《修改过程》以及历史叙述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作家毛尖说，她自己从19080年代开始就在教材里阅读韩少功。“三十年下来，他也在不断地修改他自己。如果阅读韩少功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不仅是文学界要回应的问题，也是思想界要回应的问题。”

4月26日，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的第四场主题论坛“当代中国与韩少功”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

“77级”比较容易看到金银盾的两面

《修改过程》是韩少功的最新长篇小说，将视野放在了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这部作品用肖鹏创作的一篇小说，牵扯出东麓山脚下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大学学子，人称“77级”。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也是77级大学生。他坦言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唤起了他的很多大学回忆。“我认为《修改过程》最像77级的不是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而是这本书关于这些人物和故事的写法。这个写法是很77级的，有着77级特有的理想主义。”

77级、78级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是什么？童世骏总结了三句话：知足感恩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又怀旧思乡。

“或许我小时候的一篇课文《金银盾》更能回答77级、78级大学生的特点。这篇课文说两个将军争论盾牌，一个说是金的，一个说是银的，后来工匠说这是金银盾。去年国庆我们小学同学聚会，我说起这篇课文，其他人都不记得了。人的记忆选择性很强，77级、78级大学生也是这样。”

童世骏说，这个群体的特点不在于记忆有多好，而在于记忆比较有可能克服片面性，比较容易看到金银盾的两面。“我们这个群体多半具有‘文革’前后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前后的生活经历，以及各种梦醒前后的生活经历，使得我们对生活和历史所具有的各种意义的两面都可能知道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复杂经历也容易使我们自己的人生比较两面，甚至相当两面。“

“人生过程的先前阶段已经发生，是无法修改的。但是人生过程先前阶段的意义可以通过人生后来阶段来修改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修改过程。”童世骏说，“人生过程的意义永远是开放的，只要还活着。”

现在的文学作品哪里走偏了

对于童世骏说的“金银盾”，韩少功表示赞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特别剑拔弩张，动不动就上情绪、掀桌子，有激进派、保守派，还有左派、右派，整个世界是特别不得安宁的，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尖锐化。在这个前提讨论的话，文学倒是有点积极意义。因为文学是最合适表达事物复杂性的工具。”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善于写感觉的作家。”韩少功笑言，“当然有些以感觉为优势的作家，我也不以为然。对于有些小说我蛮不服气的，要人物没人物，要趣味没趣味，而是比烂，比坏，比矫情，比狗血。”

“所以文学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他们说的感觉。他们的感觉是某一类的感觉，比如特别个人主义的感觉，他们认为是真感觉。相较而言，一个牧人对草原的感觉，一个水手对海洋的感觉，一个农夫对土地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可能都不是感觉，而是思想——对人有压抑感的思想。”韩少功提到，都市社会环境里的文化基因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潮流。它是真实的，也是社会思想情感的敏感反应，而且它对冲击、动摇、瓦解传统的某些文学概念与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八十年代时，他对现代主义，对个人主义也是发烧友。但是后来这些情况发生变化。

他直言：“我现在是外公了。如果我的儿辈、孙辈读古典小说，或者十九世纪文学，二十世纪初文学，我很放心。但如果读现当代小说，我会担心。我不知道这种担心从何而来，而且现当代大量流行性文学作品像一种传染病，以至于‘文青’在公众话语里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

“其实当时西方的文学也不光光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一流。十九世纪的文学到了二十世纪变成了两个学，一个是人民学，一个是自我学，都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有重要的遗产。但是现在文学更多体现的是漠视他人、拒绝社会，这一点上是走偏了。”韩少功说，“我们要回头完整地看看十九、二十世纪留下的文学遗产，是否有被我们误解，或者说被片面理解的东西。”

文学史上的“韩少功难题”

作家孙甘露评价韩少功的写作有一点昆德拉式。“《修改过程》特别好地揭示了八十年代这代人的处境，中国的文学写作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来上海时提到，莎士比亚写的东西从来不讲自己的事，全是讲别人的事情。孙甘露说：“奈保尔认为，讲别人的事情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所以可能那批人的修改实际上也是自我质疑、反省、寻找的过程。《修改过程》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反应了那一代人的思想历程。”

因此孙甘露认为《修改过程》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有点像一部草稿。我一开始还想是不是受到题目影响的缘故。但我们知道少功的文本意识很强。一个拥有充分写作历程的作家还能这么写，本身是值得研究的。”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认为，如同现代文学史有个“赵树理难题”，当代文学史其实也存在一个“韩少功难题”。

“韩少功如何解读一代人，批评界如何解读韩少功，存在不少疑难和分歧。而源于一代人将要谢幕，看起来自如洒脱的少功先生，是有深深的不安感、债务感的，即怎么处理这一代人复杂的、悖反的经验？他的所有回望，都因参照系的复杂而无法屈从于各种独断论。就象所有名词加不出一个动词，各种命运个案、生存片段加起来，并不能完全概括历史的意义。”

王鸿生说，“有些问题他已经想明白了，比如小说里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歌》就和邓丽君发生了共振，人们唱《国际歌》，并不影响喜欢邓丽君。但有些问题仍消化不了，需要以小说的方式去探索。”

在王鸿生看来，人们研究韩少功的难点，甚至于韩少功自己的焦虑，一个大问题在于共和国认同及相关历史反思。“所以他的新作抓住了还原历史、生命、时代特征的关键词——修改过程。前面孙甘露说了两个我想说的词，一个是 ‘未完成性’，一个是 ‘草稿’。’草稿'状态是非常真实的状态”。

“应当意识到，当代生活尤其是知识界存在危机，族群分裂，精神内战，也都有症兆。这时候文学应该干什么？记录、呈现、追问、超越，当然还有创造和发现新的可能。历史本身的草稿性，也并不虚无。”王鸿生说，《修改过程》中九处涉及对小说叙事本身的探讨。“写作本身的草稿性、可修改性和同样动态的历史过程叠加在一起了。而敢于触碰时代难题，并把自己也变成难题的作家，真的很少。少功是其中之一。”

小说为那些不可命名的东西书写

作家王安忆提到，韩少功曾写过文章，分析高速公路事实上造成资源更加不平等。“今天说到文学，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比如当年我们带着书插队落户到农村，那时候文学是向外拓展的。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向沿海几个大城市集中，这种集中对文学可能是远程的伤害。”

回到《修改过程》，王安忆认为它对于77级大学生的“回述”不是简单的“回述”，而是“回述、再现”。“因为某个人用小说写这段生活，等于是经过了两重回述，就有了很大的变形。我也不知道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感觉是韩少功做到挣脱我们所有的束缚和规则，其实是挺胡闹的。但是我们是被拘禁了那么久的人，胡闹在我们身上种上了一些种子。”

“韩少功有个著名的段子，说讲清楚的是伪小说，小说是暧昧的东西，为那些不可命名的东西书写。”王安忆说，“但我觉得韩少功在写小说时有一种挣扎，企图在回想中找到具有概括性的东西，可是我有点怀疑是否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觉得《修改过程》提供了一个文本。我没有读过大学，所以我读这本书最感动的是在大学里可以那么胡闹。我要是到了那个环境里可能是全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但我心里很向往。”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深情回忆了1980年代的华东师大。“我们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大学，回头去看，看到的不仅是一代人，还有一种大学制度的雏形。这个制度是1980年代之前没有的，也是今天没有的。”

“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今天的参照？我觉得是大学的制度。”王晓明说，只要曾经存在，记录下来，这些东西不会消亡。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说，有时候他觉得小说家比较幸运，因为小说给没有答案的人提供了一种逃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思考异常艰苦，在没有答案的思考中去寻找答案，我甚至认为这不是一代人的宿命，可能是几代人都无法解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