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具有重要意义。4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4月30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讲话以历史的语言、时代的语言、青年的语言,深情寄语新时代的新青年——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人的尊重、信任、关心、爱护和重托,立意高远,语重心长。
100年前,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以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当年所倡导的新文学精神对五四运动100年以来的文学研究与创作影响至深,延续至今。
100年后,观照当代文学——探讨五四精神之于今日研究与创作的重要意义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
我们依然能够从五四的源头活水中汲取青春与理想的营养
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仅就“新文学”而言,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青春气息和理想情怀。古老积弱的旧中国与积弊已久的文明在19世纪以来的内忧外患之中,于20世纪初勃然焕发出博大强劲的生机,以大刀阔斧的魄力革新既有的文学观念与程式,扑面而来的是乳虎啸谷、奇花初胎的勇气与自信,五四一代人重新塑造了青春中国的形象,并且改写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走向与历史的进程。可以说新文学就是青春文学,而这种青春文学又是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它以积极的进取精神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有益的精神文化遗产,“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开创出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传统,并获取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领导权,从而在想象与实践并行之中新造旧邦,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及至今日,在多元文化和消费主义潮流中,启蒙与现代性的规划仍然是有待完善的历史使命,我们的文学与研究依然能够从五四的源头活水中汲取青春与理想的营养。
蒋蓝(成都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五四运动是光照文学的理想之火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三个层次——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终极是人的觉醒与思想的解放。回眸百年,理想之光一直是引领新文学之大纛。五四精神的主潮彰显独立、自由、民主理想,蕴含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尽管“去理想”一度成为一些新锐作家的风尚,但在当代作家中,不乏需要理想光照者,他们薪火相传,不断为理想之火注入活力与膏血。
在我眼里,对文学的鉴别方式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仅仅与自己的过去,而是跟自己的理想相参照。想考上一流大学,想赚够一千万,想拥有独栋别墅……都是生活的目标,但一定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从来不会以极其现实的面目出现于环境里,如果有的话,那多半是混淆了生活目标与理想的界限,或者是伪理想。理想必须是来自文学的根性要求。
当跋涉者把理想视为跋涉之路前方同步顺延的阳光时,一种完善自我的意愿会像电流一样在生命中爆发出大光,它会吸纳理想的光与热,在交相辉映中,照彻文学、生命的过去与未来!在一切重荷之下,理想的光芒赋予了我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理想是永难企及的,但在无限接近。正因如此,理想才显得格外痛苦与辉煌。没有理想光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评论家):
文学需要热情
关于五四精神和五四新文学对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启示,我觉得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热情”。在我看来,“热情”是五四新文学研究中被忽视的一种维度,一个关键词,而这种维度、这个关键词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又显得尤其重要。我所说的“热情”,首先是面对现实的热情,面对“人”的热情。正是不满于中国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的现实,不满于近代以来国人的生存境况,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以期激活中国,改造中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成为思想旗帜。我所说的“热情”,还是直面文学艺术现状的热情,尤其是直面语言、形式的热情。为了突破语言与文学障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出了“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吁请,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这样的倡导,不仅需要高远的理论眼光,更需要澎湃的热情,否则,其未来不可想象。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将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一场文学的“形式冒险”,想一想胡适的白话诗,尤其是《两只蝴蝶》,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呀。可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冒险”,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生活在怎样的语言与文学现实之中。可以说,这种“形式冒险”,或者说,这种“形式激情”,是五四新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想一想鲁迅的小说、杂文,几乎没有一处不充满形式的激情。这种激情,在其他作家、艺术家那里,也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没有这种激情,很难想象新文化运动会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大家与杰作。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我之所以这么强调“热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与其在当前文学界的淡化乃至缺失有一定关系,而这种淡化或缺失对当下文学发展极其不利。
沈念(青年作家):
在深入生活和时代担当中实现文学之创新
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之一,于青年作家而言,是如何面对并审视“创新”这面镜子和镜子中的自我与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创新,无论是语言还是文体,都是在积淀之上的突破与开拓。正因为创新,放在文学的长河中,那一代作家中有许多闪耀的名字、闪光的作品影响至今也影响至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那个时代的“铁屋子的窗”。他们身上体现的文化变革和精神传承,依然是今天无可替代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中的“创新”之要义,属于那个时代,又属于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创新都不是空中楼阁、水中镜月,而是在生活深入、思想深邃、情感深沉及担当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基于这些前提,青年作家的创作不管是在内容(题材)还是形式(技巧)等方面,都一定要头悬“创新”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有积淀之上的成长性,始终保持内心里开拓的冲动。最好的创新不是从你眼前飞过,而是一直在你心中跳跃。这也是文学生生不息、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张菁(《青年文学》主编):
五四运动为开阔文学的天地带来更多可能
在文学领域,五四运动首先确立了现代小说的位置。在看重小说技术技艺的精进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注意到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启蒙。它让我们反思,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怎样过一种向好的生活,怎样消除、消解各式各样的不适和矛盾等等。其次,五四运动还确立了小说的位置,即在虚构和真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我们的文学需要不断地求新和打开,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旧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所以,文学需要一个更开阔的天地和更磅礴的格局。作为文学期刊,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文学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
左昡(青年儿童文学作家):
勿忘初心,将儿童引向“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儿童文学”这个名词,正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五四之后的一百年,现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热的发展道路。五四时代,鲁迅、茅盾、胡适、叶圣陶等各位先驱不仅都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更明确地提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从根本上对封建思想里束缚儿童、轻视儿童、摧残儿童的旧观念进行旗帜鲜明地革新与反抗,认为儿童文学应当“对准儿童内在的感情而为之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一百年过去,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以五四时代最初的儿童文学观,再次审视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我们可以发现,百年前的儿童文学初心依然熠熠生辉,如同一面猎猎飘扬的大旗,在时间的长河中始终屹立。身为新时代的儿童文学作者、出版者,我们应当更加有意识地去亲近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那里寄托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中国的孩子、对中国的未来的挚爱与期许,慷慨素朴,殷切感人。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观念上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儿童,发现了儿童文学的独特世界,当下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自应不忘初心之诚挚,传承创新之精神,坚守能将儿童引向“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之本位思想,以拳拳之心写作,以融融爱意出版,用儿童文学守护儿童成长,倾听儿童心声,努力创造更多具有中国品格、世界品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戴潍娜(青年诗人):
说到青年,首先第一个议题就是这一代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仅仅去“反叛传统”,更重要的是去“挖掘传统”。当然这里的青年不以年龄做无聊的划分,而是取决于其心智、心性以及姿态。我更关心的是,新的时代中诗人的新的天职。诗人,是所有时代的同时代人。而新一代的诗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粗暴的“反抗”,我更愿意用“拌嘴”和“调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柔软又细碎的摩擦中,他们白头偕老,诗人之笔中孕育着时代的形象。
(采写: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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