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原生面貌

西南联大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教学科研的传统赓续与新文化薪火不辍外，学生社团活动也功不可没。联大八年出现过一百多个学生团体，性质各异，活动丰富，办刊发文，文采涣涣，其中十余个文学社团尤为炫目。借助社团，学生们一方面用文字宣泄心头郁积的“国仇家恨”，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既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又走出了穆旦、杜运燮、汪曾祺等数十位文学名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长久以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都“寂寂”无名，以至于对西南联大文学的描述也多残缺不全。幸而，这道被遗忘的瑰丽风景，终于在李光荣教授所著《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10月，以下简称《社团研究》）中完整鲜活地复现了出来。该书是作者三十余年潜心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专著。其杰出贡献，是以诗史互证的方式，重构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活动的原生面貌，并准确定位它们的文学史地位。作者对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书写，得到联大文学社团的重要成员和见证人王景山称赞：“现在我却必须承认，我对联大三个时期文学社团之所知，远不如光荣先生所知之详、之细、之准、之深。”

考求出各文学社团所办壁报的详尽始末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数量多，社员众，创作丰，影响广，能把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考证清楚描述明白，得到“详细准深”的盛赞，首先归功于作者以“从基本事实入手”为追求，做了大量艰辛的史料史实“田野调查”，“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难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旷日持久搜集到了最全面的西南联大文学资料。

作者对联大文学壁报的发掘，尤其值得称道。西南联大独有一种“壁报文化”，文学社团多围绕某一壁报兴衰，壁报是社员发表作品的主要方式。当时，战火连绵地域偏远，学生很少有报刊正式发表机会，于是因陋就简，将作品抄写于纸张贴于墙而成壁报，供往来师生阅读。壁报经济方便，发表快捷，大大地促进了西南联大文学的繁荣，是文学史上仅有的奇观。不过，壁报保存不易，迁徙乱离，散佚几尽。李光荣深知壁报重要性，不畏困难，不辞辛劳，历经数载寒暑风雨，考求出各文学社团所办壁报的详尽始末。

壁报《南湖诗刊》是南湖诗社的唯一发表园地，只刊出四期诗作数十首，却不乏穆旦的《我看》《园》、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歌》、林蒲的《忘题》等诗歌佳作。高原社举办刊发各类作品的壁报《高原》。冬青社的壁报《冬青》在联大壁报中坚持时间最久，前期是联大唯一一份杂文壁报，后期一报四版，阵容强大。文艺社的《文艺》壁报出过36期，内容文体都十分丰富，还曾和《耕耘》壁报展开过一场文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战，影响很大，因此和后者一起入选为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三常委之二。作者对壁报的抢救努力，使许多鲜见资料得以首次披露，相当数量的史料免于沉没。循着壁报的轨迹，社团活动就逐渐显影“真容”了。

书中又详尽考证出各文学社团的刊物出版和作品发表情况。如专节考论了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的刊物和出版。文聚社办了《文聚》杂志，短暂主持过《独立周报·文聚》，又曾出版《文聚丛书》三种。《文聚》杂志是社团组成的媒介联系的纽带，是联大面向全国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文学期刊。书中不厌其详地勾稽出每期《文聚》每位作者每篇作品，通过扎实梳理得出了一些对全面认识文聚社有重要价值的确凿之论，如文聚社偏好诗歌，诗歌成果辉煌；又重视引介外国文学，里尔克诗歌得以在联大生根开花，有《文聚》的推介之功；广纳校外作者，有走向全国的抱负。

又如，作者爬梳出，南荒社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和当时名家同台竞技，一年多时间刊出作品一百一十二次，成绩骄人，产生了林蒲《湘西行》、穆旦《从空虚到充实》、辛代《野老》等许多传世佳作。这样的整理分析，对全面认识各社团，弄清代表作家重要作品，创作成就高低、体裁热点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社团研究》又“以文学叙事重返历史现场”，采用口述史方法访问了王景山、周定一等数十位联大文学社团的健在成员，或约请社团成员的家属提供材料，力图以当事人所讲述的故事，来和其他史料相互佐证相互补充。

有了全面、准确的史料做基础，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就清楚了：每个社团何时因何原因成立，有哪些成员，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开展了哪些活动，办过哪些刊物，在哪些报刊上发表了哪些作品，文学观念是什么，选择什么文体，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和写作风格有什么追求，社团之间有什么关系，为抗战做出了什么贡献……把这些问题解答得一清二楚，“详细准深”名副其实。

把社团活动史分为山谷形的前中后三期

《社团研究》先鸟瞰联大文学社团活动的历史画卷。

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根据各社团的消长，作者把社团活动史分为山谷形的前中后三期，分别从综合、戏剧和纯文学社团三类简笔勾绘精炼概括：前期从南湖诗社到高原社，再到南荒社，与冬青社前期一道形成高峰；中期因“皖南事变”出现低谷；后期，冬青社恢复校内活动，加上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等社团空前活跃，再筑高峰。

又在比较中精准定位各个社团的特色。如南湖诗社成立最早，南荒社创作势头最旺，冬青社活动时间最长，文聚社成就最高，联大剧团演剧成绩多，剧艺社社会影响大，文艺社社员最多，新诗社校外成员最广。

书中也贯穿了作者对使联大文学文采涣涣的校园育人环境的追问：联大继承了五四精神，是民主自由的堡垒；梅贻琦秉持“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训导处管理社团“无为而治”，社团壁报登记多予许可，共同营造出“学术思想自由”的战时校园环境，催生出姹紫嫣红的社团活动和壁报文化。

众多著名作家教授的精心哺育也功不可没。在朱自清和闻一多指导下，南湖社坚定走上新诗创作的道路，他们又是冬青社、南荒社、耕耘社、新诗社等社团的导师。冬青社前期还有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做导师。文艺社走现实主义道路是李广田劝勉的结果。新诗社萌芽，是受了闻一多声色并茂的“田间‘鼓点诗’”课程的激发，闻一多本人也常参加新诗社活动，新诗社社长何达后来写诗称：“新诗社举起一只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闻一多’！”闻一多还是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的导师，并帮《黑字二十八》《原野》等剧做了舞美设计。陈铨、孙毓棠指导并参与了联大剧团和山海云剧团的许多戏剧演出。指导创作，扶持办刊，还为社团做讲座，提升社员文学修养，导师春风化雨地培养学生走上文学道路。

详细剖析七个重要社团的活动史

全书的重头戏，是细绎南湖诗社、高原社、南荒社、冬青社、文聚社、文艺社和新诗社这七个重要社团的活动史。每个社团的发展历程、成员骨干、壁报办刊、艺术旨趣、创作成就、历史地位等都被庖丁解牛，剖析清清楚楚，不再像过往历史书写中仅以片言只语出现。

以代表性社团冬青社为例，作者先是在准确考证后认为，“从1940年初建立到1946年5月停止在昆明活动”，冬青社跨越七年，历史最久，其活动与联大文学发展进程相吻合。再指出冬青社最具包容性：组织上以综合性社团群社的文艺股为基础，接纳了边风文艺社、布谷文艺社等社团，既继承了群社的进步性，又综合了南湖社和南荒社的优长；创作上坚持左翼思想和文艺，各种方法、风格和文体兼备，艺术旨趣是以现代派为主的多元综合。

接着根据冬青社明显的活跃——沉寂——活跃的活动轨迹，分前中后三期详尽叙说其历史：冬青社前期只有一年，云集了林元、杜运燮、穆旦、刘北汜等众多社员，办报出刊外，诗歌朗诵会、文艺演讲会、作家纪念会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艺术上追求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兼容了不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创作出了高水准的抗战文学。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政治肃杀，冬青社进入“向内收敛，向外发展”的中期，在校内沉寂了三年，但创作和校外办刊成就巨大。1944年初冬青社在校内恢复组织和活动，复刊《冬青》壁报，进入后期，实际上是联大地下党以影响较大的冬青社组织左派文艺队伍的尝试，因而是新冬青社，成员由布谷社、以文艺掩护政治活动的星原社、新入社社员构成，老社员几乎不参与，而在校外办刊物搞创作。换言之，后期是内外双轨运行的。

最后分诗歌、小说、散文三体详尽介绍品鉴冬青社成员的创作，并在穆旦诗歌《出发》《森林之魅》、杜运燮诗歌《追物价的人》、卢静短篇小说《夜莺曲》等作品中，发掘出冬青社不同于解放区和大后方的抗战艺术表现。这样条分缕析，使冬青社的历史如影像放送，画面栩栩如生。

勾绘社团活动史时作者善抓主要特征。如概括出文聚社有五个特点，其中“以刊物为存在形式，这是文聚社的最大特点”，而过去没有认识到联大社团有这种存在形式，而不承认文聚社是联大社团，是不恰当的。

文聚社“靠基本成员和老师支持”，“集合精英、走向全国”，在依靠基本骨干外，得到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朱自清等老师支持，又约请校外名家魏荒弩、袁水拍、靳以、何其芳、程鹤西等参与投稿，使《文聚》面向全国，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这些特征是其他文学社团不具备的，因而“最值得重视”。

“得到校内名师支持，又肯以刊物凝聚全国作家，骨干经过前几个社团的历练现在进入了创作高峰，注重艺术性追求艺术美，使文聚社取得了巨大成就，冲出了穆旦和汪曾祺等著名作家。”这样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对新诗社的描述，围绕其价值和特点所在的“新”字做文章。诗社追求做全新的人、写全新的充满战斗力的朗诵诗；组织形式新，从同人组织向群众组织的转变，走群众路线，采取开放形式，不登记社员，加入退出自由，校外学生也参加，因写“人民的诗”而受众多；诗歌发表方式新，不办壁报，不办报刊，常常举行参加者少则上百多则上千的朗诵会，教授学生激情澎湃粉墨登场，在树下，课堂，月光下，某家花园，随处都能朗诵出诗情画意。朗诵是行动，是宣传，诗歌是工作，是生命，以朗诵诗参加蓬勃的爱国民主运动，充分发挥诗的战斗作用，在一二·一运动中创作大放异彩，这也是新的。

新诗社的朗诵诗，不同于田间的“鼓点诗”，带有文化色彩，浅显通俗又把节奏当作命脉，主题多为民主、自由、反战、文化，讲究艺术形式，兼顾听与读，语言有书卷气，是新的学院派朗诵诗。新诗社两年多，以勇于创新的姿态，诞生了闻山《山，滚动了》等杰出朗诵诗，也培养出何达等有影响的朗诵诗诗人，先在昆明后在全国点起了朗诵诗运动的熊熊大火。

对“团组”结构的洞察

李光荣指出，联大“文学社团之间呈现为连续或共生状态”，形成了“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文艺·新诗”三个团组，以组团结构综合考察，这些社团的成就和地位当大大跃升。

南湖诗社、高原社、南荒社是前后承继的发展链。南湖诗社搬回昆明，改名高原社，人马依旧，社员仅增数人，体裁拓宽。高原社因投稿《大公报·文艺》，为副刊主持人萧乾倚重，在他提议下改组为南荒社，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吸纳了萧乾等校外成员，二是走出校园在《大公报》上和名家同台竞技。

作者据此认为，以组织情况和文学观念论，它们可以视为一个社团的三个阶段。本书又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纠正了过去认为冬青社与文聚社彼此无关是有悖于事实的，“文聚是‘冬青’老树上长出的新枝，两个社团最初是一个团体、两块牌子，后来文聚逐步独立，长成大树”，文学主张、艺术追求、作品风格与冬青社一脉相承，可以合称为“冬青·文聚社”。

文艺社和新诗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事不分彼此，新诗社社长何达和主要人员都是文艺社重要成员，文艺社全员参加新诗社活动，两社常常共同组织活动，文艺社刊物刊登新诗社诗歌。

作者对“团组”结构的洞察，解决了南湖诗社三个月、高原社半年、南荒社一年半导致的低估其成就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少成员交叉参加几个社团带来的归属难题，对重估这些文学社团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启发。

充满“发现底惊异”

《社团研究》充满“发现底惊异”，既爬梳每个社团重要作家的创作，又对每部重要作品进行融人文知识、理论素养和见识才情于一体的细腻解读，并进而厘清作家艺术探索和成熟的道路。

诗人穆旦在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社的活动，就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不完全蜕变过程。南湖诗社时，他带着“湘黔滇”旅行的豪气，诗歌中激荡着宽广雄阔的浪漫气息，沉醉于对春的歌咏、美景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之中，在被誉为“中国新诗中的精品”的《我看》一诗中，“融入自然，和自然同悲共喜”。

进入高原社，浪漫主义虽是诗歌主调，但现代主义因子已开始涌现，《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诗作也开始了“以文为诗”的诗体试验。

南荒社时期，穆旦继续“以文为诗”的尝试，并实现了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劝友人》《玫瑰之歌》《蛇的诱惑》等诗歌脱离了单纯情感的抒发，遍布自我的剖析和灵魂的拷问，基础是“诗人(大众)跋涉的脚步和向上的力量”，出现了以往忽略的抗战思想内容。

冬青社期间，穆旦创作了七八十首诗歌，几近一生诗作的一半，前期代表作几乎全是在这期间写成的。他不仅用新鲜的现代材料和形象揭示现代人孤独、绝望、挣扎的生存处境，又在《出发》中表达出不得不以战止战的痛苦，把“战争对人性的践踏和扭曲描写得触目惊心”，是一首战争辩证法的绝唱。

文聚社时期《赞美》“宣告一种新的美学观念的诞生，把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推向了成熟”，书写民族的深重苦难的同时看到了民族的觉醒，从上层社会转向“以江河奔流般的感情，用急雨般的语言倾吐出对于那些粗糙肮脏、痛苦干瘪的农民的大海一样的深爱”。从此，穆旦从书写矛盾、紧张、焦灼、痛楚的内心转向了更宽广的创作道路，散文体诗歌至此完全成熟，风格趋于完美。这样深入品鉴，纵向比较，穆旦在社团中走出的独领风骚的诗人成熟之路，就呼之欲出了。

汪曾祺的社团成长之路，也分析得很典型。汪曾祺是从冬青社初期步入文坛的。在社友砥砺下文思泉涌，发表了许多作品，历来对他这一艺术的探索和形成期却不甚了了。本书作者细心搜求，发现了30余篇汪曾祺冬青社时期的小说，而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收录很少，在此基础上深入浸渍，透彻领悟，洞悉出汪曾祺的探索之路。

冬青社初期仍处于模仿阶段，后来随在社团中成长和文学经验累积，开始尝试多种手法多种风格，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举，诗歌、小说、散文齐头并进，成为了冬青社的优秀作家；到文聚社时期就突飞猛进，显示出成熟气象，而非过去所认为的是在《邂逅》时期突然飞跃的。

又得出汪曾祺早期小说“基本上是写‘我’的”之结论：“写‘我’的家‘我’的儿童时代‘我’的故乡，‘我’的生活‘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较少超出‘我’的生活经验范围”。

还指出汪曾祺早期小说即具有了“淡”的风格，少有深刻的矛盾剧烈的斗争，更多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景物的和谐。“淡不是平淡，不是乏味，也不是没有感情；淡是看透一切的态度，冷峻睿智的目光，平和冲淡的心情，老辣独到的笔调；淡是除却毛躁，摒弃火爆，过滤浮躁，冷凝热情。所以淡里边可能折射出主观态度，会隐含着热烈的感情。”“淡”的风格，既是对沈从文的继承，也是对中国文学 “淡”的传统的继承。这些分析论断，都把握得精当准确，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