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在美剧、日漫尚未流行的年代，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

5月2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李敬泽，《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诗人高兴，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与评论家张定浩做客上海幸福集荟，就“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展开一场精彩纷呈的交流。本次活动也是译林出版社30周年社庆主题活动之一。

“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交流会现场。徐琼玉 摄

通过文学，最初遇到了怎样的世界？

高兴坦言，他的人生轨迹因文学而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相对单调而灰暗的年代，那时候哪怕有点点文学诗意的东西都会通过各种缝隙渗透出来，影响到我的人生。”

他回忆，当年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以露天电影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露天电影当然也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我们最初看的东欧电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边哪怕是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在我们看来都是最初的诗歌，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诗歌。”

高兴至今记得一个情景，就是他在一部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的女孩。“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寻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样的镜头对我们绝对构成革命性的冲击。我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世界还可以是那样的，原来个体和个体是如此的不同，原来女孩可以呈现出那么美丽的一种状态。”

李敬泽也回忆，小时候楼上有个漂亮小姐姐，后来搬家走了，给他留了一小纸箱的书。其中有一本书薄薄的还带插图的《吹牛大王历险记》，是他最早的一本外国文学书。

“这书我估计现在的孩子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但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我大概也就五六岁，特别爱看，反反复复地读。”李敬泽感慨，现在想来，这个书不仅告诉他“人是可以吹牛的”，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了“语言是可以创造现实的”。

“就是我是什么样，世界是什么样。语言原来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且创造得这么有趣。所以我后来做文学，主要还是中了《吹牛大王历险记》的毒。”

《歌谣集》、《雪莱诗集》则是让孙甘露至今记忆深刻的书。“那时的书不像现在书店里读者看到的那么漂亮那么崭新，有的没有封面，有的没有封底，有的纸张像棉花一样很软很软。”他说，“实际上当时读得半懂不懂，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语言。我们知道诗歌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转化，失去了一些东西，也创造了一些东西，但当时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去理解。”

儿时孙甘露还读了苏俄文学，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在那个年纪，我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理解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外部世界的景观。”孙甘露说，“但我觉得，外国文学进来以后，对我们理解自身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小时候非常闭塞，世界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上海，还不是今天这么大的上海。外国文学改变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它的尺度、时间观念、家庭关系等等，虽然那时半懂不懂，但是让我领略到了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呼啸山庄》是译林出版社最早的一本世界名著。图为译林社历年来出版的《呼啸山庄》（部分）

世界文学成为日常性的东西

张定浩说，我们都是通过翻译文学了解更大的世界。“我们有几次翻译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1980年代翻译文学的浪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浪潮。”

高兴特别说起了1980年代，因为那是他心中非常美好的时期。“在那个年代，文学阅读还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换言之社会生活还没有丰富到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文学。”

比如那时若有什么外国文学要出了，人们会在北京王府井书店连夜排长队。高兴就曾为了买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从前一晚排队到早晨八九点开门。

“1980年代的文学被我们推崇到了什么程度？比如那时我们和女孩子约会，我们会想到在国旗底下，最好还拿本外国诗选。那时候把书拿出来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绝对没有做作的感觉，而且你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女生面前的时候，形象一下子会提升很多。我有很多男同学在见女生之前拼命背诗，后来我发现还真挺管用的。”

李敬泽表示，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看待自己。“实际上一百年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意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早期鲁迅显然是重要的参照系，有时甚至是出发点。《狂人日记》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研究《狂人日记》显然是得有外国文学的背景放在那儿。然后到1980年代，我们怀着那么大的饥渴去拥抱这个世界，用1980年代的话叫走向世界。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外国作家我们都觉得好，确实我们那会儿见得也少，而且还真不敢说不好。”

“但是我们经过了后来这40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文学对我们来说成为了日常性的东西。很多受人关注的新书，比如村上春树的书在日本一首发，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做到同步。”李敬泽认为，中国在世界文学的版权交易中占比很大，“就外国文学这一块来讲，我们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视野，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我们见得多了，也获得了相当自信。”

“在1980年代，我们有个差距意识，老觉得我们比人家差，我们得追上人家。我们追了40年，现在从心态上要有足够的自信。”李敬泽还说到前些日子他和高兴一块参加一个中国办的奖，要评世界文学作品。“我发现我的心态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好，那个实在不怎么样，总之会抱着一个很平和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不过李敬泽也说，人们还是要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我觉得一百年来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热情，也就是这样的热情推动着我们前进，这是非常好的。”

建立自己热爱的读书谱系

对于人们该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李敬泽直言：“这个世界的书太多了，这个世界的好书也太多了。如果我们把中国和世界的经典都读一读，一辈子不用干别的了。所以读书这件事，我现在50多岁了，已经基本上是一种很放松的心态，就是说我已经不相信我能把世界上的好书都读完，所以我抱着一个随缘的态度。”

何为随缘？“你喜欢读什么书和你碰上什么人一样。生活中我们是什么人，碰上的就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同样的，读书也是这样，随缘。”

孙甘露表示，推荐是非常困难的事，读得越多觉得越困难。“我想，现在在座的年轻人应该都是受过很好的比较完备的教育，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书单。”

“当然我觉得应该要多读，判断和见识就是通过阅读得来的。”孙甘露说，“容易读的书我觉得要谨慎，不容易读的书我觉得倒是应该要花点功夫。好比说珠穆朗玛峰我们不一定上得去，但是我们眺望一下总归是需要的。”

孙甘露也看重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儿子前不久刚来过上海。“也有人说你读这个书为什么要见作者甚至见作者的儿子？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见一下，那种体会完全不同，会帮助你了解作者。之前我们甚至看到张爱玲母亲的朋友接受媒体采访，也是有意思的，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不同的信息。”

张定浩说：“有句古话叫 ‘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我想一个人读书多了自己受用就好，你读自己喜欢的作家，然后读喜欢的作家他所喜欢的作家，这样建立一个自己热爱的谱系，这个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高兴表示，这场交流从最初“读书没有选择”到现在“需要精心选择”，这让他非常感慨。“余泽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读书的过程中会越读越像你所读的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也就是说阅读甚至会改变你的气质、品味和形象。”“我可以负责地说，比如译林出版社出的书，绝对是靠谱的。如果说杂志的话，那《世界文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做《世界文学》会告诫自己，不管什么时候，哪怕过了若干年再翻开它，希望我们不会有脸红的感觉。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坚守这样一种底线，这既是一种艺术底线，同时也是一种为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