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怎样安放记忆与想象

5月26日，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作家叶兆言、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金衡山与自由撰稿人恺蒂做客上海幸福集荟，就“城市，要怎样安放记忆与想象”展开交流。本次活动也是译林出版社30周年社庆主题活动之一。

5月26日，阮仪三、叶兆言、金衡山与恺蒂在幸福集荟展开对谈。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城市里的历史保护区

阮仪三开场感慨，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一个遗憾的事业。他在1980年代做过统计，中国古城两千个，现在基本上保持原来面貌的只有二三十个，数得过来。

在交流中他首先提到了上海提篮桥历史保护区（犹太人避难地）。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一百个曾经在这里居留过的犹太人回来探亲。其中93岁高龄、曾做过世界银行总顾问的布鲁门萨到了这里非常激动，说“不要扶我，我要摸到这个墙，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墙边玩”。

老先生曾满脸泪水地向女儿回忆：“当时全世界都不收留我们（犹太人），但中国把犹太人保护下来。”后来以色列总领事就向阮仪三建议报世界遗产，因为所有犹太人纪念地都是苦难的、悲剧的、灰色的，而上海这里是友谊的、团结的、充满人性光芒的。

阮仪三直言，中国遗产遗址保护得非常困难，到现在人们的观念都还没有转换过来。“追求商业价值，没有想到其他方面的价值。我们想的是实际上能够得到实惠的，眼睛看得到手里摸得到的东西。但刚才我说的犹太人保护区，对于犹太人来讲意义非常。每天有犹太人去，他们会扒在铜墙上掉眼泪。”

“有些人写了书让我签字——留住乡愁。那什么是乡愁？就是让你能够有所回忆的一些场景、建筑。我们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你的外婆不在了，但是桥在河在，你可以到那里再去回忆摇啊摇。假如桥撤了，河填掉了，外婆也过世了，那就不要摇了。你也不会再回去了。”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金衡山是城市研究经典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中文译者。这部作品的作者简·雅各布斯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使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加深了理解。

金衡山说到，简·雅各布斯在书里反对英国人霍华德“花园城市”理念和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光明城市”的理念。“我大概用三个词来总结这个书的精神，就是自然、自在、自我。比如简单来说城市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的过程，你不要人为地破坏它。同时这个书强调的是在自然产生的过程中有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

如何兼顾保护与使用

被问及目前最喜欢哪一座城市，阮仪三的回答是苏州、扬州。

近年来，扬州古城区涌现出不少私家园林庭院，小的仅十余平方米，大的百余平方米，郊区市镇更有蔚然大观的新兴园林。不少老城里的居民自己动手，旧屋翻新，通电通水，改善排污，还留出庭院堆起假山，开凿鱼池，莳花植木。

在阮仪三看来，扬州私家园林兴起，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个亮点。扬州新园林的兴起，有赖于传统文化的孕育，更是留住乡愁的体现。

扬州园林之盛更早于苏州，明代就有“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的说法。扬州园林兴盛与它的文化繁荣有关，明清形成的扬州学派名家荟萃，扬州画派郑板桥等八怪为首的文人影响了一代文人学士，而当年扬州正是这些文化名人的会聚，而众多的庭院成为诗书、琴画的行畅之所，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底气，造就了扬州古城遍处园林的风光。清人著的《扬州画舫录》，就记载了三十六所名园，当年老城里有花园弄，一路驻有十所名园，至今遗迹可寻。

“扬州庭院的出现，适应了新时代对生活多样性的追求，也反映了对乡愁的追寻与留存。生活要现代化，但精神上还要有老情调。有了一两家后，就逐渐多起来了，便蔚然成风，三百多家就蔚为大观了。”阮仪三认为，老扬州的历史因此而得以留存和传承，与此同时旧城不再是破房烂屋，而是古院新居。

恺蒂提到，一些大城市里也有不少老城区里的居民想要搬出来。“一方面大家希望老建筑存在，一方面老建筑里面的人或许想要搬出来，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保护和使用改善如何兼顾？”

阮仪三回应，有关这方面欧洲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了。他以法国为例：100平方公里的巴黎120万人口，承担7000万人口的旅游。整个城市保留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文化遗迹：100多家博物馆，星期天全免费开放。所有房屋，都经过现代化的上下水设施改造，外观上看不出任何改动。而波尔多还保留着罗马时期的酒窖，连该地区的水源也是受保护对象。这里既保存有历史的形态，又过着现代化的生活。

在南京作家叶兆言看来，人们对于历史保护有很多办法。“从建筑学或者城市发展的角度，阮老师这样的角色很具体地保卫了一座城市。像我这样的可能只能通过虚构的东西来保护城市。我觉得对于城市保护，有时候文化也很重要。文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作为一种记忆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作家可能会用一部作品的方式去记录，去保护。”

叶兆言即将出版新著《南京传》。“为什么我会写《南京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我自己的历史观有关。我觉得如果想叙述中国历史，可能只有两个城市比较合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南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备胎，这个城市被伤害也好，有发展也好，它的每一个机会或者每一个失去的机会都可以构成一种历史。所以我写《南京传》其实最重要的想法不是简单地为这个城市写一部传记，而是想通过这座城市的窗口看中国的历史。”